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引发了广泛关注。从政策导向看，尽管并未淡化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但党的十九大以来，制造业作为“底层”和“基础”的作用得到了更为突出的强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强调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的同时，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与“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进一步提高服务业比重”相比，政策基调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是，理论界对此仍有较大争议，这使得全面分析中国制造业比重问题以及对中国制造业比重变化趋势进行判断就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理解“十三五”时期和“十四五”时期的政策重心调整?中国制造业规模变动的关键和独有特征是什么?“十四五”时期到2035年，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有哪些?如果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区间基本稳定，这一区间应该在什么范围?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对现有关于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讨论进行文献梳理；其次，对中国制造业占比的特征事实进行了刻画，总结概括出中国制造业比重国内国际“内外差”这一独特现象，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国际比较和原因解释，指出制造业比重“内外差”现象的“去工业化”内涵；然后，对保持制造业基本比重稳定的必要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最后，基于“十四五”时期的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和影响制造业的因素，估算了“十四五”时期及2035年中国制造业比重的基本区间。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当年美元价格计算，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峰值出现在2011年，为32.1％，之后持续下降，2020年降低到26.2％，下降近6个百分点，成为主要制造业大国中制造业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制造业比重的持续下降，引起了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讨论，而此类问题又与中等收入陷阱、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引擎”功能切换等问题紧密相关，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1.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判断 过早去工业化，即“早熟的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特指在人均收入水平低、在没有完成工业化并实现现代化的情形下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Rodrik，2016)。对过早去工业化的负面评价，源自发展理论中“制造业富国”经验假说。长期以来，卡尔多典型事实一直具有经验意义：制造业产出增长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正相关；制造业产出增长与制造业生产率正相关；制造业产出增长和经济总体生产率正相关(Kaldor，1966)。经济史的研究也表明，除中东少数石油国之外，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经过了“制造业富国”这一阶段。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在高峰时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35％(Hallward-Driemeier and Gaurav，2017)。发达国家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峰值一般在30％以上，德国20世纪70年代曾达到40％(罗德里克，2013)。Allen(2017)对1750-2016年全球制造业分布的统计结果也表明，一国制造业占世界GDP比例的变化，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世界地位的起落，同时也映射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 制造业也一直被视为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扶梯”和“引擎”。经验研究表明，制造业是促进实际工资水平提升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途径(Cruz and Nayyar，2017)。在中国正在迈向中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与经济增速趋缓基本同步，这自然会引发国内学者对去工业化是否过早、过快的担忧。蔡昉(2021)认为，参照国际经验，以人均GDP对应的发展阶段比较分析，制造业比重下降时中国仍处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制造业比重下降无疑具有“早熟”的性质。魏后凯和王颂吉(2019)认为，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在量的扩张、质量和竞争力不高的浅度工业化阶段，并且在制造业比重快速、全面下降时，中国人均GDP远未达到美英等国家去工业化发生时的人均GDP水平，属于典型的过早去工业化。黄群慧等(2017)认为，中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作为增长动力的制造业的实际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出现下降趋势，加大了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张辉等(2019)认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向高收入发展阶段的艰难转型时期，在迈入转型升级前可能过早地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张斌和茅锐(2016)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了由制造转服务的阶段，并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主张加快发展服务业，以服务业的增长作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引擎，建议过去重点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逐渐转向支持服务业发展。赵伟(2021)认为，工业化末期后，制造业比重下降是普遍现象，“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还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硬性提出一个制造业比重指标，有悖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闫冰倩和冯明(2021)则通过区分纳入服务业中间投入的“修正的制造业增加值/GDP”重新检验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认为中国并未进入去工业化阶段。 2.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理论依据及其争论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判断，同时折射出对经典产业结构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制造业引擎假说适用性的认识分歧。根据配第、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等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升，一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会自然呈现出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按照这一理论，当中国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服务业重要性将明显增加，当前中国服务业仍然发展不足，应通过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不过，经典产业结构理论是一个长期趋势，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特征，其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了一个恒定的“模式”，而在于提供了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起点和参照系。因此，不能认为各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模式是唯一的，也不能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特征的变动是线性的(贺俊和吕铁，2015)。因为产业结构是长期概念，所以短期变动趋势无助于把握发展阶段的时点转换，这是需要对工业化水平进行具体分析的重要依据；但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和动态性，同时也意味着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产业结构变动模式，如产业结构高度、峰值的出现时间等。这也就意味着，以人均GDP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的参照系，仅具有有限的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