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治国上有其独到之处。前国家总理、现内阁资政李光耀奉行的是精英政治，精英主义。李光耀认为，国家、政府与公共服务机关必须由精干的人才来治理。在他看来，搞裙带关系不可能培养出治理国家的一流人才，最多也不过是些二三流的角色。国家、政府决不容许靠裙带关系的角色领导，而只能由精英来领导。搞裙带关系不但不能培养出治国精英，而且还削弱政府机关的行政效率，降低公务员的士气。李光耀在退出政府总理，转任内阁资政后，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治国之道：他的最主要的一项政策就是物色和留住全国最优秀人才，并且在各个领域方面考验和栽培他们，然后在他们身上作投资，派遣到外国最好的著名大学深造。 李光耀的这些思想观点，是他施政的基础，也是他治国实践的总结。他非常清楚的认识到，“精英难求，必须及早培养”。在新加坡，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分流，到六年级再分一次。每年对高中毕业生举行会考。由英国剑桥大学出题，考试前10名作为国家的精英，一切费用由国家承担，送到剑桥大学或其他外国名牌大学学习。新加坡派出精英到国外学习，并不是送出去不管了。送到国外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管理，但要求他们必须保留亚洲人所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观，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经济，但国家的文化要避免西化，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些学生毕业必须回国，作为精英到政府机关工作。在政府机关，不但工资要比他人高，而且在提拔上也比其他公务员要快。精英一般一年就晋升一次，而其他公务员要几年才晋升一次。新加坡现任副总理李显龙准将就是一个当年的精英。他是李光耀的儿子，但是，他决不是通过父亲的关系提拔的，而是作为一个治国精英走上政坛的。在新加坡，政府的部长们和各个法定机构如经济发展局、建屋发展局等机构的一把手和各部、局的常任秘书年纪都比较轻，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他们还会得到特殊的培养。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评估，看他们能够最高担任什么职务。根据他们的潜能来有目标的培养。 在促进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上，他们可以说发挥了重大作用。担任领导职务的多是精英，所以，在他们的手下，也就很难有庸才。这样，自然就提高了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新加坡近几年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上，一直名列第一。李光耀就这样评价自己的精英：新加坡是由这些最优秀的人才所创造的，如果没有他们，他就无法掌握那么多的力量来执行任务。因为有他们的协助，政策可以很好地贯彻、调整和修正。所以，李光耀总结自己的治国之道：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栽培优秀的人才，罗致众多的人才，提高政府的形象和生活的素质。 吴作栋担任总理后，继承了李光耀的精英治国思想。明确提出，要把最优秀的人才留在政府机关。所不同的是，他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张“应珍惜与栽培全民，不应只培养少数精英。”应当说，这种观点比单纯的精英治国又更进了一层。这并不是说，吴作栋就放弃了精英政治，而只是除了培养精英外，还非常重视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这种观点概括起来说，就是精英治国，全民治国。他指出：我们有必要改变只有少数领导人对社会和国家课题进行思考与负责、其他人只照顾自己与日常生活的想法。对国家兴旺发达，精英有责任，每个普通公民也有责任。这种思想观点与我们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成功。应当说，这种精英政治与全民政治的结合，更有利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实际上，自新加坡建国以来，政府就一直教育自己的国民关心国家的兴亡，把每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发展联系在一起，只是在治国上，更注重精英们的作用。 新加坡在精英治国上取得了成功，其政府官员无论是总理还是部长，或者其它高级公务员，都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将不肖子弟安排在政府机关，不允许子女们干预国家政治，也不允许子弟们利用自己的权威经商办企业。政府要员们既不敢违反法律，更不敢触犯舆论。这样，就为精英们治国创造了宽松的施政环境，使他们的才华得以施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