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身处在被后世视为“黄金时代”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阿泽马、维诺克，1994：80-81），但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眼中的法国政治远不是一片祥和与稳定，而是充满了混乱。涂尔干清楚地看到，第三共和国是在战争和革命的废墟中艰难建立起来的，不仅专制帝国的尾巴还没有被完全剪掉，激进民主的幽灵也始终如影随形。涂尔干悲观而焦虑地指出：“法国的民主政治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涂尔干，2015：106）这个表述针对的不仅是第三共和国当时的政治现实，更是法国过去一百年来的真实历史。从1789年到1870年，“法国在8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9次政权更替。这些疯狂的更替最终以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终”（维诺克，2019：664）。新政权要想结束百年来的动荡历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民主制的健康发展问题。 如果从社会学视角来思考民主的本性（the nature of democracy），那么其首要特征便是现代个体意识的觉醒。民主制的建立既需要从个体身上获得统治的动力和合法性，又需要制约和联合这些个体。但法国政治的百年混乱与失序表明，法国人未能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涂尔干在法国人的政治疾病中看到了一种错误的民主观念：“这些观念的基础是卢梭的学说；尽管有所保留，在含义上有所变化，然而它还是我们议会实践的基础。所以，了解这些观念的根源，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涂尔干，2015：104）可见，涂尔干将法国政治疾病的思想源流追溯到了卢梭，而我们要深入理解法国百年来的政治疾病并寻找治疗方法，就不得不从卢梭开始。 涂尔干的政治社会思想早已不是“最常被忽视的部分”（吉登斯，2015：61）。当前的研究者不再满足于给涂尔干贴上诸如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法西斯主义者之类的简单标签（Nisbet，1965；阿隆，1999：260-262；帕森斯，2003：379），而是更多注意到他对民主和个体问题的复杂讨论（Giddens，1972；Nisbet & Turner，1993；Emirbayer，2003）。吉登斯特别指出，涂尔干著作中包含了他对于个体主义的独特理解（Giddens，1971）。美国当代学者克拉迪斯（Mark Cladis）甚至认为，涂尔干为个体主义做了社群主义式的辩护（a communitarian defense）（Cladis，1992：11-28）。 选择个体主义作为研究视角，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回到涂尔干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基本描述和分析中（渠敬东，2014；2017）。所以对涂尔干政治社会思想的讨论，不仅要指出“极端个体主义”的现实危险（魏文一，2014；2017），还需要挖掘其背后的思想和人性渊源。陈涛通过将涂尔干与卢梭等人的契约论和自然法传统关联起来，让我们看到个体主义的根基在于自然权利（陈涛，2013；2017）。但陈涛过分突出涂尔干与自然法传统之间的断裂，而没有具体讨论个体主义与卢梭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李英飞也将“抽象个体主义”视为法国政治动乱的根源所在（李英飞，2016），但他更多关注社会根基和制度架构（李英飞，2018），相对忽视了从个体主义角度展开论述的可能性。 通过讨论涂尔干对个体主义和民主制的具体思考，本文力图呈现涂尔干对卢梭思想的继承与改造。希望这一讨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反思当下西方和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态。 二、民主疾病的思想根源 涂尔干首先在当时的法国政治实践中看到一种普遍存在的“直接民主”观念。法国人认为民主的实施意味着统治者的意志和思维要与被统治者完全融合在一起。“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国家便只能代表由个体组成的大众，整个政府结构的目的，就变成了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分散在集体中的情感，既无须添加些什么，也无须改动什么。”（涂尔干，2015：101）国家以及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机构应该完全服从个体的意志，不需要任何中介。涂尔干以“代表制”为例来具体说明这种民主理念。民主的实践不仅要求所有政府成员必须由个体直接选举产生，而且这些代表不享有任何自由行动的空间，因为“政府只是一般意志（general volitions）的传递者”（Durkheim，1992：94）。政府和代表只是个体表达其权力意志的工具而已，个体的力量直接控制着民主制（涂尔干，2015：111、115）。如果有必要，作为公民的个体可以绕过政府，直接进行统治。 涂尔干观察到的民主理念及其实践形态，集中地现在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运动中。公社成员们号称自己继承了1789年和1848年的革命精神，试图建立一种直接民主制，“设想一种无须中介人的人民最高权力，议员始终处在人民监督之下，他们不过是公民意志的表现和代言人”（阿泽马、维诺克，1994：47-51）。尽管公社运动最终被镇压，但其背后反映出来的民主诉求却始终潜伏在法国的日常生活中。 涂尔干在这种民主观念中看到了两股直接碰撞的力量：“国家与个体组成的群众之间具有直接的联系，而且两者没有任何中介”，这导致“国家会在个体的支配下败落，同时为个体所左右”；但国家又不甘于被个体控制，在与个体的直接对抗中，“国家会借助规范试图直接控制个体，尽管它没有能力起到这样的作用”（涂尔干，2015：105）。法国政治现象中包含了一个双重和两难的结构，这导致整个政治生活一直在惰性与活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衰退、悲剧与喜剧、专制与自由之间摇摆。法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罗桑瓦龙（Poerre Rosanvallon）将这种政治现象概括为“一种独特的法兰西民主模式”，它极端排斥中间组织的存在，在突出抽象个体的同时又追求单一而统合的国家组织（罗桑瓦龙，2012：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