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余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明确指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新华社,2018)。我国私营经济因此蓬勃发展,私营企业登记注册户数,从1990年不到10万户增长到2019年的3516万户,同期个体户数从1534万增长到8261万(国家统计局,2020)。目前,非公经济的税收占比超过50%,对我国GDP贡献率达60%以上,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国务院,2018)。 私营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对我国经济和社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而经营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企业高层领导或管理团队。汉姆布里克和梅森的“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认为,高层领导与管理团队的组成特征(如认知基础、技能、态度、价值观等)会对组织的行为、战略选择以及企业绩效产生直接影响(Hambrick & Mason,1984;Hambrick,2007)。后续大量研究揭示了企业高层领导与管理团队的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的作用和影响。既往研究大都聚焦于企业高层领导与管理团队的静态特征,尤其是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心理)特征。研究者相信,管理者的理性是有限的(bounded rationality),不可能总是做出最优决策,当高管团队成员异质性较高时,大家就能够提供不同但相关的信息,从而有助于为一项复杂的决策任务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Mathieu et al.,2014)。然而,这仍然没有完全打开“高阶理论”的“黑箱”,即企业高管团队运作的动态决策过程及其对企业绩效等组织结果的影响(Lawrence,1997;汪金爱、宗方宇,2011)。 企业高管团队的动态决策过程既涉及企业内部权力的配置,同时也涉及团队内部成员的人际冲突与社会整合问题。国外文献一般认为,企业趋向于把复杂的决策任务交给团队而非单独的个人,强调集体决策的主要优势在于扩展可获得信息的范围,掌握不同的个人经验、文化视角、知识背景以优化决策,从而得到比个人决策更加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案。但也有研究发现,集体决策的实践常常偏离稀缺信息的最佳利用预期,集体讨论常常只是巩固了先前的个人已有偏好(Mesmer-Magnus & DeChurch,2009)。那么,对于企业经营而言,到底是高层领导个人决策更为有利,还是高管团队集体决策略胜一筹呢? 有学者认为,企业决策模式与经营绩效之间的确切关系,可能取决于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差异(贺远琼、陈昀,2009)。本文立足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权力距离的地区差异,系统分析私营企业决策模式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变化。 本文对“高阶理论”以及企业决策研究有以下推进。其一,国内关于高管团队的研究(Top Management Team,TMT)仍然聚焦于高管团队静态异质性特征对企业行为与组织结果的影响,很少涉及动态决策过程。本文比较了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两种决策模式在中国情境下的效果。其二,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既有文献大多只关注市场、资金等技术环境。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的制度转型环境,本文引入制度环境,丰富了我们对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经营具体机制的理解。其三,以往研究大多仅从一个方面分析决策模式效果的变异,本文则从制度、组织与企业主三个层次系统讨论不同情境下决策模式效果的变化。 本文思路如下:首先爬梳高管团队理论从静态的人口学异质性特征到心理认知模式,再到动态决策机制的发展过程;接着引入制度环境变量来考察中国私营企业决策机制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然后深入企业内部,考察组织结构特征和企业主权威对不同决策模式与经营绩效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最后尝试用2016年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建立一个综合实证分析模型。 二、文献综述 (一)高阶理论:从静态异质性到动态决策机制 汉姆布里克和梅森(Hambrick & Mason,1984)的“高阶理论”强调,作为企业核心人员的高层领导与高管团队之社会人口特征及其认知过程,对组织行为、组织战略和组织绩效等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重点讨论了高管团队成员的异质性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Hambrick et al.,1996)。有研究认为,两者存在积极正相关关系。比如行业和教育背景差异大、任期长短不一的高管团队,更有可能制定并采取有市场竞争力的战略行动,从而提高公司的市场份额和利润(Ferrier & Lyon 2004)。在技术试验和创新过程中,这类高管团队能够更好地采纳组织内部的各种不同视角和意见,助力企业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Alexiev et al.,2010);在公司绩效表现较差阶段,也更容易调整公司战略(Boeker,1997)。另有研究却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程度越高,公司决策过程中的冲突程度越激烈、内耗越严重(Knight et al.,1999),导致决策成本增加,损害公司绩效指标。还有学者指出,高管团队的特质与组织绩效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Boerner et al.,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