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系指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移动,根据不同的参照基点,可分为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代际流动通过同上一代人的比较确定地位变化状态,能在更长历史尺度上揭示社会结构开放性和社会机会公平性。近年来,代际流动水平与代际传递机制的现状及变化成为研究焦点(Torche,2015;Mazumder,2018),市场机制与再分配机制两大理论视角分别强调经济—技术理性和权力—社会结构对代际流动的影响,提出了“重效率”与“重公平”两个破解社会固化的不同药方(Goldthorpe,2013)。 但多数现有的社会流动研究将国家作为分析单元,掩盖了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代际流动水平与代际传递机制差异(Heidrich,2017)。缘于生态谬误(Robinson,1950),国家层面理论无法直接解释上述差异,需在次国家层面对两大理论视角进行再检验、再深化。为填补中观空间尺度的研究盲区,省份、区域、城市、通勤区、县域成为新兴分析单元,代际流动状况的不均衡分布在欧美国家得到证实,代际流动逐渐被视为一种扎根本地土壤的社会现象(Chetty et al.,2014;Heidrich,2017;Guell et al.,2018)。 在经济社会背景多样化的中国,剖析代际流动的空间分异规律更显必要。为打破全域均质化假设的黑箱,本文利用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县级市、县(简称县市)的中观空间层面开展社会流动研究,试图厘清以下问题:(1)城镇居民的代际流动水平在县市层面存在怎样的地区差异?相对流动和绝对流动的空间格局有何特点?(2)城镇居民的代际传递机制在县市层面表现出怎样的地区差异?父代通过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具有哪些空间特征?(3)代际流动水平及代际传递机制的地区差异能否被市场机制和再分配机制的理论视角所解释?以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还是以公平优先的再分配政策更能促进代际流动?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代际流动水平与代际传递机制 代际流动水平涉及相对流动和绝对流动两个概念。跨代的社会地位关联是判断相对流动水平的核心指标,反映父代地位x对子代地位y的影响程度。由模型
拟合而得的
(即相对流动指数)越大,表明相对流动水平越低,社会固化越严重(Solon,1992)。但相对流动水平无法体现不同阶层子代在代际流动中的地位变化幅度。切蒂等指出,由于子父代社会地位的百分位数具有线性关系,父代地位指标取下四分位数时的子代地位均值相当于最低至中位地位家庭的子代平均地位,该值被称为绝对流动指数;指数越大,说明绝对流动水平越高,中下阶层子代向上流动幅度越大(Chetty et al.,2014)。 但相对流动指数为0则违背市场原则和生物规律,故在测度代际流动水平之余,还需厘清代际传递机制,才能全面研判社会结构开放性(Blanden,2013)。根据布劳—邓肯模型,子代地位获得依赖先赋性与后致性因素两种代际传递途径(Blau & Duncan,1967)。先赋性因素后天难以改变,如种族、智商;后致性因素多靠后天习得,如子代教育(Mazumder,2018)。它既决定劳动力价格,又受父代地位影响,两对关系强度之积便是父代经教育投资而对子代地位产生的间接影响。当控制子代教育这一中介变量后,子父代地位关联度将下降,所剩数值约为父代通过先赋性因素而对子代传递的直接影响(Torche,2015)。先赋性因素作用越强,社会机会公平性就越难得到保证。 (二)社会代际流动的空间分异 以次国家地域为分析单元的代际流动研究刚刚起步。切蒂和韦伯等发现美国社会固化程度在东南部最高、东西海岸次之、中部最低,小城镇与农村的代际流动更顺畅(Chetty et al.,2014;Weber et al.,2018)。在瑞典,112个市场区的相对流动指数几乎没有区别,可绝对流动指数相差明显,中小制造业城市拥有较高的向上流动率(Heidrich,2017)。意大利113省的相对流动水平呈北高南低分布(Guell et al.,2018)。在英国各大区中,伦敦是最能促进代际向上流动的扶梯区域(Gordon,2015)。 在中国的区域或省级层面,中东部的代际教育向上流动率大于西南、西北地区(赵红霞、冯晓妮,2016),东北的阶层固化形势最严峻(侯瑜、谢佳松,2018)。在地级层面,仅王伟同等发现11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对和绝对流动指数差异显著(王伟同等,2019)。但该文以主观感知量化社会地位,其结论难以推及客观的代际流动状况。 总之,次国家层面代际流动的空间分异研究有限,局限于西方国家和代际流动水平的格局刻画,缺乏对代际传递机制分布规律的探讨。 (三)社会代际流动的理论解释 为解释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从市场机制视角出发,以现代化理论、工业化理论、自由主义理论为代表的解释性理论强调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认为经济增长能自发促进代际流动。一方面,新兴就业岗位的涌现令子承父业的机会减少,推动绝对流动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在技术理性引领下,企业遵循绩效原则,更多根据个人能力分配机会及报酬,相对流动水平随之上升,先赋性因素对子代地位获得的主导作用让位于后致性因素(Blau & Duncan,1967;Treiman,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