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布莱克肖（T.Blackshaw）在《劳特利奇核心社会学家指南》中指出，齐格蒙特·鲍曼（Z.Bauman）被贴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标签：一个是渐行渐远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另一个则是讨论后现代性、流动现代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二者或许在批判议程上存在共同之处，但归根结底不能相提并论（Blackshaw，2005：11）。这种评价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学界的“主流印象”。由于鲍曼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几乎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版，如何评估其在社会主义波兰时期的学术经历，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史问题。史密斯（Smith，1999）、泰斯特（Tester，2004）、贝尔哈兹（Beilharz，2002）曾分别注意到波兰早期的贫困生活、辩证法的学术训练、波兰社会学的价值立场，以及苏联、波兰现代性体验对鲍曼产生的一系列影响，但这些讨论尚且处于彼此孤立的描述性层面。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鲍曼早期的理论文本、相关学术访谈和传记性研究，呈现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鲍曼早期学术思想的影响，以及他们对社会学研究的独特贡献。我们借此看到，英语学界对鲍曼早期学术身份的漠视，实际上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①移居西方后的普遍遭遇。布莱恩·特纳（B.Turner）在关于赫勒的知识社会学评述中指出，由于西方左翼没有像东欧知识分子那样直接经历“实存的社会主义”②（existing socialism/real socialism），双方之间的价值理念存在明显差异（Turner，2009：24-26）。鲍曼一方面在国际左翼学术场域逐渐成形的大背景下，凭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身份进入英国③；另一方面因意外卷入爱德华·汤普森（E.P.Thompson）和“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争执④，被前者建构为右倾“流亡者”形象。由此造成的刻板印象充斥着对于波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偏见，并且逐渐遮蔽了鲍曼与“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内在联系。 首先，本文将聚焦20世纪70年代早期英国与波兰左翼知识分子的学术互动，尤其是汤普森对鲍曼、科拉科夫斯基的批判。从当时英国知识界的大背景看，双方在理论视角和时局评判上的分歧并非汤普森攻击鲍曼的根本原因。他的主要意图在于借此打击“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引入欧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由此，鲍曼被汤普森建构为无权讨论英格兰事务、背弃左翼知识分子阵营的“流亡者”形象。破除源自汤普森的理论成见是准确评估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前提。 其次，本文将回到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具体语境，审视鲍曼所属的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独特贡献。该学派继承了克列斯-克劳兹⑤（K.Kelles-Krauz）等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提出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为思想纲领，开展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的“政治关系社会学”（sociology of political relations）研究。这种学术进路不仅是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的典型代表。 最后，本文将进一步阐明鲍曼移居英国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见。鲍曼沿着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脉络，提出以人的实践为哲学人类学预设的探寻可能性的批判社会学策略。这种立场不仅未曾脱离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将华沙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建树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希望以此呈现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东欧个案。 二、汤普森眼中的右倾“流亡者” 1972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汤普森在《卫报》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短评，指责鲍曼第一本英文著作《阶级与精英之间》是无中生有的“知识分子产物”，它“以科学之名义庆贺扎根现状的决定论：已经发生的情况必然以那种方式发生。于是，一种新的、荒谬的、说教的、自命不凡的、反经验的且平淡乏味的社会学方法论诞生了”（Thompson，1972）。汤普森甚至直言：“人们希望这不是波兰社会学派的真正成果。”（Thompson，1972）为什么一篇学术评论会采用如此尖刻的语言？它对鲍曼在英语学界的发展又造成了何种影响？对此，我们需要从鲍曼进入英国学界的来龙去脉说起。 鲍曼与英国新左派的渊源颇为深厚。他的导师朱利安·霍施菲尔德（J.Hochfeld）与英国工党高层交往密切，曾在华沙大学复建社会学之初，专门邀请新左派代表人物米利班德交流讲学。鲍曼1957年前往米利班德所在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展博士后研究，随即与之结下深厚友谊。这一时期，恰逢汤普森与约翰·萨维尔（J.Saville）创办《新理性者》杂志，批评苏联武力干涉匈牙利事件。鲍曼虽未公开支持英国新左派，但在随后出席的学术会议中频繁与汤普森、米利班德、彼得·沃斯利（P.Worsley）等人会面（Wagner，2020）。这一系列学术交往奠定了鲍曼进入英国学界的基础。1968年，鲍曼因犹太裔身份遭到波兰当局驱逐，辗转执教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社会学系。但是出于对学术、政治立场的坚守，鲍曼在以色列的工作生活并不如意。同一时期，英国利兹大学学生抗议该校社会科学领域缺乏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校方希望聘请米利班德出任政治学系主任。米氏为营造更加浓厚的左翼氛围，力邀鲍曼一同前往（Wagner，2020），二人分别于1971年和1972年顺利入职。这无疑是鲍曼重启学术生涯的关键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