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多样性与社区邻里信任　　

      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市场经济运行、政治民主参与和社会团结整合具有重要的积极功能（福山，1998；帕特南，2001），因此维系和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就成为现代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现代社会流动的加速，不同民族身份背景人们空间居住的变化给信任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社会资本由此产生怎样的后果，成为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Putnam，2007；Sturgis et al.，2011；Gijsberts et al.，2012；Dinesen et al.，2015）。

      对此，已有研究形成了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削弱降低论，认为族群异质性的增加会导致社会内部高度分化①，使得社会信任关系主要在各族群内部维系，而族群间的信任则变得越来越弱，甚至民族内的信任关系也会有所减弱，社区社会资本因此被削弱（Putnam，2007；Zak & Knack，2001）。二是增进提升论，认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多元族群间的互动交往成为常态，不同族群间的接触与交往有利于增进了解，改变人们的传统偏见或刻板印象，特别是良性的社会互动方式对增强族群间的信任关系和社区社会资本具有积极意义（Marschll & Stolle，2004；Pettigrew & Tropp，2006）。

      上述看似矛盾的观点，在研究议题和视角上具有一致性，即主要集中于讨论民族多样性的增加会给作为社会资本主要维度之一的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带来怎样的影响，并以特殊信任作为对比参照。相对而言，社区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维度——邻里信任（neighborhood trust）的变化状况没有成为考察的重点。在实证分析方面，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的国家、省市层面的民族结构特征或微观的个体民族身份背景出发，以此作为测量民族多元性的指标依据，比较时主要采用多数民族与少数族群的二分法，较少考察民族内部的异质性问题。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流动的增强，不同民族在特定区域空间中的比例构成会发生变化，进而对信任关系格局产生影响。已有研究的这些不足，主要源于对不同民族交往互动的社会情境缺乏深究，特别是对中观维度的社区层面因素考虑不足，难以准确反映多个民族日常交往互动对其社会信任关系的影响模式（Hipp，2007；Stolle et al.，2008）。而社区层面的邻里信任和交往互动是影响社会资本状况的一个关键因素，对维系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探究社区层面的民族多样性构成如何影响邻里信任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与国外相比，国内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已有研究注意到民族多样性对经济增长、贫困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郑长德，2016；王振宇、顾昕，2018），指出我国不同地区的信任水平与地域文化关联不大，而主要与人们经济交易的程度和教育水平有关（张维迎、柯荣住，2002），还与地区内部的人口结构、社会交往取向和人际网络关系密切（张云武，2009）。虽然已有研究在理论分析上注意到社会信任对民族团结与社会统一的重要作用（范可，2013；王伟，2017；唐贤秋，2019），但关于民族多样性与社会信任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为数不多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对特定民族之间的信任关系做了探索（如徐苗等，2015），而没有触及社区层面的不同民族之间的邻里信任关系。邻里信任是区别于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一种信任形式（ et al.，2012；黄荣贵、孙晓逸，2013），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区居民的集体认同和归属感，关系到社区社会资本与基层和谐稳定（Parkes et al.，2002；帕特南，2011）。我国民族构成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费孝通，1989），少数民族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和西部地区相对集中的特征，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少数民族在城乡和不同地区的流动因城市化进程而不断加快（李琳，2013；陈纪，2014），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日益密切。因此，探究西部地区的民族构成与邻里信任的关系，对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利用大型抽样调查数据，以我国西部地区作为分析对象，重点从中观的社区层面来考察民族多样性对社区邻里信任的影响。

      二、民族多样性与邻里信任：理论争辨与研究思路

      （一）民族多样性与邻里信任：三种相异的观点

      关于民族多样性对邻里信任的影响，目前学界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削弱论，认为民族多样性的增加会削弱社区邻里信任。在帕特南等看来，新移民涌入一个社会增加了族群多样性，对原有的社会团结构成了挑战，降低了人们对社区邻里的信任程度和公共参与的意愿，帕特南称之为社会的“蜷缩化”（hunkering down）现象（Putnam，2007）。与之类似，一些学者从冲突论的视角分析族群多样性对信任的消极影响，认为族群多样性加深了社会隔离程度，因为与相异族群背景的人接触越多，人们就越倾向于坚持“我们”的群体内认同，而有意区别于“他者”。这会降低人们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并使原本社区参与意愿较低的群体开始对其他族群抱有敌意（Alesina & La Ferrara，2000；Laurence，2011； et al.，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