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如今教养儿童已成为困扰无数中国家庭的社会问题，由抚育子女而产生的压力与焦虑正吞噬着当代年轻父母的资本和精力。在此情境下，“当妈为何越来越难？”“当代父母为何如此焦虑？”等来自父母的真情呐喊开始成为社会学所关心的现实问题。针对这一现象，部分学者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风险等宏观视角对家长的“教养负重”与“教养焦虑”做出了解释（施芸卿，2018；蓝佩嘉，2019；钟晓慧，2018）。另有研究者深入教养者的主观世界，通过观察父母在调适抚育焦虑时的具体行动来展现当代父母精巧、动态的理性筹谋过程（许晶，2021；Kuan，2015）。笔者注意到，已有研究基本都沿袭了传统中国父母一心关照“下一代”利益的“忘我”立场——我们很难从中捕捉到当代父母在养育儿童时基于“自我”的期待与诉求、成长与收获。 当我们带着对教养者“自我”的关注来重新检视他们的抚育逻辑时，一种更为生动的教养者形象便跃然纸上：80后、90后家长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教养实践。一方面，家庭抚育中的权力关系依旧存在，传统中国父母作为家庭中教育权威的角色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现代性已渗透家庭，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关注达到空前的高度。反映在家庭内部就表现为亲子间趋向民主陪伴式的关系（尚文鹏，2017），这种变化也使那些年轻父母开始质疑自身的权威。他们以“反思性监控”的方式不断审视自己的亲职实践，以期剔除那些过去的、负面的、无意识的惯习，使自己成为更加合格的教养者（陈蒙，2018）。 这也为我们继续探讨中国家庭的抚育逻辑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尽管抚育文化开始转向自由与民主，但父母仍是管束子女的第一责任人，并被社会要求向儿童传递规则与秩序，他们将如何在权力与民主的交织下维持家庭教养的一致性？其次，这些80后、90后父母本人并不是在当下抚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会如何在社会文化转型背景下探索、生成、践行新的教养方式？最后，家长们虽然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体验着焦虑，却也在应对焦虑的过程中获得了成长，他们是如何在“为人父母”过程中不断地认识自我、建构意义的？本文希望能通过质性研究回答以上问题。具体地，笔者以婴幼儿进食方式为切入点，借助分析采用自主进食方式的家庭的喂养过程来寻求解答。 作为备受我国80后、90后父母推崇的全新喂养方法，儿童自主进食是在顺应养育（responsive parenting）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婴幼儿喂养模式。在健康饮食观念的影响下，这种门槛低、可操作性强、经济投入少的科学喂养方式很快成为新一代家长的主流之选。在该模式下，父母负责创造良好的进食环境，准备安全而有营养的食物，并根据婴幼儿需要及时调整，然而具体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由婴幼儿自主决定；父母及时感知婴幼儿发出的饥饿或饱足的信号，充分尊重婴幼儿的意愿，耐心鼓励，不强迫喂养（中国营养学会膳食指南修订专家委员会妇幼人群指南修订专家工作组，2016）。从该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亲子间趋向平等与民主的关系转向。 然而，家庭的方寸餐桌从来都不是权力无涉的乌托邦，“儿童可以吃什么、怎么吃”的自主选择背后本身就是家庭的训育过程，更暗含了食物与权力间的深刻关系。布尔迪厄指出，“我们会在对食物的偏好中发现原始训练的最强大、最永恒的标志”（布尔迪厄，2020：132），而食物也不只是供人食用的东西而已，它是以象征的方式来传达思想的（西敏司，2015：7）。景军在研究了80后中国独生子女的饮食后发现，上一代中国父母会将食物作为促进健康和培养纪律的一种特殊教育方式，并通过控制子女饮食的方式树立自己的家长权威（景军，2017：41）。结合自主进食方式的相关特征与前述研究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假设，采用自主进食方式的80后、90后父母在喂养孩子时所面临的民主与权威间的张力会更加明显，其进食方式的代际差异也更加显著。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年轻一代中国父母究竟是如何喂养自己的孩子的？其中又暗含着怎样的抚育逻辑？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质性研究材料来自笔者2020年5月至12月在北京市某区开展的调查。调查采用了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研究资料，研究对象是正在以自主进食方式喂养6～24个月婴幼儿的80后、90后父母。 在研究设计阶段，笔者根据近年来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分孩次的生育状况数据，将观察的重心放在25～34岁（出生年份为1987年至1996年）的生育高峰人群。但当笔者开始寻访研究对象后发现，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生育年龄推迟使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对象更为年长——年龄主要在29～38岁（出生年份为1983年至1992年）。除此之外，在研究伊始，笔者基于对以往研究中“密集母职”的性别分工设想，将母亲列为主要访谈对象。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开展，笔者很快发现男性即便不是儿童喂养的主导者，却也在协同抚育的过程中卷入“家庭食育”的具体行动中。例如，在家庭内部，尽管很多父亲并未直接参与辅食制作，却也在观察、陪同进食中理解了自主进食在儿童身心发展中的意义，并内化于日常的教养实践；而从创设教养环境、保持家庭教养一致性的角度来看，父亲对自主进食的支持度与配合度也会影响儿童贯彻自主进食方案的程度。 最终，笔者以滚雪球的方式召集到了来自25户家庭的29位受访者，其中男性8人、女性21人，17户为一胎家庭、8户为二胎家庭，共有来自4个家庭的父母同时接受了笔者的访谈。访谈的主题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儿童时期的饮食，如何理解并践行针对子女的自主进食喂养方式。本研究的参与观察多在受访家庭中进行，访谈则多在受访者的家庭以及超市、菜市场、早教中心、社区的公共花园进行。为避免近距离观察给婴幼儿带来的影响，经受访者同意，笔者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摄像机结合固定点位摄像的方式记录了家长在一日中喂养孩子的常规过程，包括购物、食材处理、制作餐食、儿童自主进食、餐后清洁等具体内容。本文中的部分受访者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