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人类学”中构建中国人类学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华社，2022）他还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新华社，2022）若置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来看，总书记的讲话强调了，中国学者要扎根中国大地，发展中国的人类学。这实际上与近年来国际人类学倡导的发出更多“世界人类学”（world anthropologies）的声音的理念是一致的，后者是以复数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s）的表达，认可生长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下的人类学理念、理论和专业实践，挑战英语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下的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霸权地位，鼓励更多元的人类学观点的表达。

      结合讲话内容，梳理世界人类学相关的理论源流和发展，结合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发展特点，本文希望在当前的世界人类学发展潮流中，进一步探索扎根大地、发展中国人类学的路径。文章首先分析人类学的西方传统及英美人类学学科主导地位的形成；然后探讨中国人类学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受到西方学科传统与中国国家建设的影响；最后分析重建之后的人类学在西方学科话语体系和英语语言霸权之下如何找到新的发展方向。本文认为，在“世界人类学”中建设中国人类学，就是希望在学科本土化与西方“主流化”之问找到出路，跨越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边缘的固有框架，在去中心化的“世界人类学”倡议里，保持中国人类学的特点，发展新阶段的中国人类学。

      二、西方人类学的主导地位与被归至“边缘”的中国人类学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了解学科的国际话语体系，并且明确当今中国人类学在世界上的位置。以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及当今中国在世界上的体量，中国的人类学应当是世界人类学知识的重要构筑者。然而与大部分的非西方国家一样，在以西方为“主流”的世界学科话语中，中国人类学往往是失声的，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发展状况亦知之甚少。纵观学科发展史，这与人类学的“西方传统”有关。

      （一）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学（dominant anthropologies）及其西方传统

      人类学经常被区分为“西方的”与“非西方的”，自其成为现代学科以来，便长久地带有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这种“传统”或者说学科的中心地位，通常为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人类学，有时候也包括德国的人类学所占据（Ribeiro & Escobar，2006；巴特等，2008）。有学者将之称为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学，其主导地位主要通过学术话语的构建以及机构化的实践（例如建立学术机构）来实现，它代表着学科的权威（Restrepo & Escobar，2005）。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包括中国的人类学，则被称为边缘的人类学（peripheral anthropologies），或者其他人类学（other anthropologies and anthropology otherwise）（Restrepo & Escobar，2005； & Eriksen，2010）。有学者将此归结为霸权的人类学（hegemonic anthropologies）（Ribeiro & Escobar，2006）。

      这种霸权所反映出的人类学在全球发展地位不平等的问题，根本上是各个国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一国的人类学能否成为“主导”、成为学科的“传统”和权威，与该国是否在全球生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关。这种不平等地位及其反映出来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在全球进行剥削的本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浪潮的兴起，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烈批判，要求人类学去殖民化的声音也愈加强烈。在北美，海姆斯等学者提出在认识论、制度和政治基础上对美国人类学（Anglo-American anthropology）进行革新，探讨人类学发展的方向（Hymes，1974）。但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传统”终究没有被动摇，全球的等级格局至今依然存在。

      事实上，从学科史上看，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类学有其历史的多样性。人类学起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相遇和文化碰撞，源于人对其他人的好奇，“他者”因而成了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起点。虽然一般可以将人类学的思想源流追溯至西方古典时代（Erickson & Murphy，2017），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唯一的学科起点。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着其后的西方殖民时期、帝国时期，对他者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不同地方相继出现了人类学的思想或者说对“他者”的研究，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得以正式发展。各地由于地方、族群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等原因，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类学发展道路，它们自然会发展出多样的观照世界和人的知识和理论。然而，尽管当时对原住民、对非西方人类学的文化立场问题，以及非西方人类学的、有别于西方人类学的主题，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直至后殖民时代之前，这种“多声道”、多起源、多角度的学科发展并未受到“主流”或者说西方人类学的重视（Fahim & Helmer，1980）。

      （二）“边缘”的人类学及本土人类学的发展

      美、英、法、德以外的人类学，即“传统”以外的人类学，常被归至华勒斯坦所谓的“中心—边缘”（Wallerstein，2004）世界体系内的边缘位置。中国人类学也不例外。与其他“边缘人类学”一样，是维持边缘的地位还是积极融入英、美主流的学术话语和学术体系，被主流视作“边缘”的各国人类学是否也认为自己所处的位置是“边缘的”，他们能否发展出学术中心、发展出替代性的理论，这些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也是关乎中国人类学如何在世界人类学话语体系中立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