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适应人类社会现代化需要的产物。中国现代化事业同样需要社会学。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1993a：113）。在此过程中，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性，明确提出“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3b：181），于是被错误取消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开始恢复重建。在过去40多年中，端赖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国社会学获得迅速发展，同时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人民日报》，2022），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人民日报》，2022）。对此，本文认为，中国社会学应当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充分发挥社会学学科的实践品格，进一步增强实践意识，主动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自觉回答“中国之间、世界之间、人民之问、时代之间”（《人民日报》，2022），不断增强学科的贡献力、生命力和影响力。 本文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揭示社会学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指出实践本是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品格，是中国社会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能够并且应当发扬的专业传统。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实践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第二部分专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观点。第三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观点对中国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的历史实践做了梳理和反思。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则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要害是增强实践自觉，通过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主动回应时代需求，不断提高学科的科学性、丰实学科的人民性。第五部分是简要的总结。 一、实践作为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品格 强烈的实践意识，即强调立足真实、鲜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去观察、把握和建设社会，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和精神气质。这样一种要求和特征，是社会学的学科属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社会学创立于19世纪中叶，它赋予自己的使命是用科学的方法去揭示社会秩序和进步的规律。社会学之所以提出这样一种主张，是因为“转型悖论”（冯仕政，2021a），即发展与秩序的矛盾已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成为实践和理论必须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当时关于社会的绝大多数论说仍然停留在单纯概念推演的思辨模式上。社会学的这一主张，客观上要求把普罗大众的日常实践作为社会研究的对象和起点，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具有认知革命和价值革命的双重意义。 （一）转型悖论与社会学的使命 作为两种社会形态，“现代”与“传统”的根本区别之一，是传统社会崇秩序、重守成，而现代社会则追求发展。可以说，对发展的不懈追求是“现代”之为“现代”最鲜明的精神特征，也是推动人类社会持续现代化最活跃的动力。然而，这一特征也造成一种矛盾，即发展与秩序的矛盾：一方面，发展与秩序相互依赖，没有秩序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秩序，并且越是快速的发展越依赖于良好的秩序；但另一方面，发展与秩序又相互对立，因为发展就意味着不断打破旧秩序，树立新秩序，并且越是快速的发展，对旧秩序的破坏越严重，越容易造成不稳定（冯仕政，2021a）。 在该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发展是生产力问题，秩序是生产关系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该矛盾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表现，因此是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必然遭遇的问题，而且会贯穿整个现代化过程始终。人们通常以为，发展了自然会有秩序，殊不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习近平，2017：82）。也就是说，追求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发展，反而可能因为破坏秩序、造成混乱而引起萎缩甚至退化。这就是一个悖论。由于这样一个悖论是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贯穿整个现代化转型过程，故可被称为“转型悖论”。 孔德在创立社会学之初就提出，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有两个基本研究主题：一个是秩序，一个是进步。原因就在这里，即转型悖论在实践上是现代社会必须应对的一个根本挑战，在理论上则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主题，只不过他口中的“进步”一词现在被代之以“发展”而已。 （二）“社会”：认知革命与价值革命 确实，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在开启世界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过程中，很快就遭遇转型悖论所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社会混乱，等等。残酷的现实严重背离了当时资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的预期和承诺。西方现代化进程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推动下展开的，而由霍布斯、洛克等人阐发的自然状态说（参见李猛，2012，2013；许章润、翟志勇主编，2014）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武器。自然状态说内部有形形色色的分野，但总体上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社会”是人类为了摆脱野蛮的“自然状态”，运用理性，通过协商，然后订立公平合理的契约而产生的。易言之，在自然状态说看来，“社会”的形成、运行和发展并非什么难事，只要人足够“理性”，一念之问即可完成。因此，他们都把工作重点放在对“理性”的启蒙上，而对“社会”本身并不关心，更不研究，自然也不会注意到“社会”内部还存在发展与秩序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