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之交的冲突与融合 一个充满着机遇与危机的21世纪即将来临。这一新的千年更替对于世人心理上的震撼，是每个百年世纪之交所带来的效应所无法比拟的。第三个1000年的开始，对于每一文明、宗教、哲学、经济而言，都是一次莫大的激励，人们也将更加觉配。 纵观历史，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文化、经济和政治现象：每个世纪末的90年代，各个社会或国家往往在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世纪末特有的那种机遇与危机、繁荣与衰退、雄心与意冷、希望与危险错综交织的局面。16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17世纪90年代的荷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中国亦不例外）。 在此20世纪90年代，世界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地震”：冷战时期结束，世界由二元（两极）对抗，转变为多元（多极）对抗；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经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竞争，工具理性的市场工业化模式表现出明显优势，市场经济体系被认同为一种世界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冷战时期的军事竞赛，转变为经济渗透和竞争；同时，原来的科学文化方式与“阶级文化方式”的对抗，变易为多元文化方式的融突和合与自由选择〔1〕。 世纪末的这种转变震撼着全球的各个角落和每个人，它较之前几个世纪的90年代都更为强烈。有鉴于此，在此20—21世纪之交，人类应站在一个新时代、新思维、新原理的起点上，反省和总结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革命，以及冷战向后冷战转变等等的风云变幻，以寻求21世纪人类的命运。 20世纪大体上说是对抗、战争、科技的世纪，是强食弱、富掠贫、大凌小的世纪，其性质是以民族的、种族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对抗为主导。21世纪是和平、发展、信息的世纪，是强与弱、富与贫、大与小冲突的融合，其性质是以民族的、宗教的、信息的、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融突为主导，归根结蒂是以文化为主导。因此，21世纪是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世纪，即文化融突的和合世纪，亦可谓文明融突的和合世界。 二、儒学与东亚意识 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是文化的进化；文化的进化取决于文化的选择；文化的选择，是以社会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科技工具、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的整合力量为依据。人类社会从畜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的进化，其实是文化的一种选择，包括器物的、制度的、科技的、精神的、价值的等等，是一种和合的驱力。 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化）是从西方起步的，伴随着世界化的殖民运动，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使东方和中国失去了大量资金、市场、原料以及发展的机遇，使东方和中华民族陷入屈辱、苦难的深渊。西方列强各国利用侵略东方和中国所取得的权益、巨额赔款、资源劳力，来实现或加速其现代化的进程，又使东方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当时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所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制度，如何赶上西方国家。中国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都是学西方，向西方追求真理，以为真理在西方，而不在东方或自己（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 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等， 作为回应西学的方式），无论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价值观层面，都以西方为楷模，参照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思维来批判或否定东方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换言之，对西方文化是以“拿来主义”为价值取向，来改造东方传统学术思想；或把东方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削足适履地套入西方学术思想的框架，以至观念层面的概念、范畴的释义，也都以西方的内涵为内涵，以西方的是非标准为是非标准，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使东亚和中国文化的自主、自立、自尊、自信的主体性受到挫伤，民族的独立性、自尊性意识受到损害，这些又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殖民文化的渗透和殖民文化心理的滋长相为表里。在这种情境下，东方（包括中国）与西方无法有真正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在人类所面临的前沿问题上，听不到东方和中国文化应有的声音、设想和主张。这也就助长了西方文化傲视世界的气势，东方和中国文化的独立、平等受到了践踏。 20世纪的70、80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四小龙”的出现，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世人的震惊和刮目相看，以及东亚学者的自我反省和探究。世界和东亚学者都在思考东亚经济起飞背后的无形的精神力量究竟是什么？在追究经济现代化或成功事业后面的精神文化因素时， 提出了为马克斯·韦伯（MaxWeber 1864—1920）所反对的“韦伯式”的问题；并开始摆脱以西方价值尺度为尺度、以西方真理为真理、以西方典范为典范的思考方法，开始关注东亚自身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实际，以及自身传统文化与经济起飞的关系等等。这就是说，当人们沿着韦伯的思路寻求东亚经济起飞的原因时，找到了与韦伯相悖的儒家伦理，虽然学者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的联系方式、价值、地位、作用的评价有见仁见智之别，但这种联系获得了一些学者的认同，同时也萌发了“东亚意识”。所谓“东亚意识”，是指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识，指儒学对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结构、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形成以东亚地区为主体的一种意识。它同时也是建立在该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基础上的东亚人要求改变世界不均衡、不公正、不平等状况的一种意识。 “东亚意识”是东亚地区人民自我觉醒的意识，它意蕴着主体意识（或曰独立自主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和反省意识〔2〕。面对世纪之交的世界多元文化意识的复杂局面， “东亚意识”以其固有的特质而显现其社会功能和效应。 主体意识是指凸显东亚主体的意识，它充分展现在独立和自由意识之中，即陆象山所说的“自作主宰”〔3〕的精神。 丧失了“自作主宰”的独立和自由，就丧失了自身或东亚的真实存在。东亚意识只有在东亚自我意识里，才能从假象里和黑夜里走出来，投入到光天化日的现实世界。与主体意识相对应的是“依赖意识”，它是非自为的、非自由的、非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犹如主人）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在获得主体意识之前，东亚对于世界文化、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缺乏“真正的”主体性，无论是接收，还是拒斥，都有良莠不分的盲目性。“东亚意识”就是确立东亚主体意识，摒弃“依赖意识”。唯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健康地、有选择地、有能力地对待东亚自身及其以外的世界文化。 “东亚意识”是一种忧患意识，并因忧患而有危机意识。东亚各国面临着21世纪人类所共同遇到的严峻的挑战和冲突，如人与自然的冲突，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毁灭；人与社会的冲突，关系着社会的繁荣与贫困；人与人的冲突，关系着人际间的和谐与迫害；人的心灵的冲突，关系着人的快乐与痛苦；文明间的冲突，关系着友好与战争。这五大冲突关系着每个人，人人均不可逃。在此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双重变奏中，人们又碰到了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想的迷失，伦理道德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崩溃和文明方向的迷惑等等的情境，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都在竭精惮思化解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文化危机。“东亚意识”应担当以人类所面临的共同之忧为忧，共同之乐为乐，以担当化解人类所面临的这五大危机为己任。在现代，东亚学人应当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责任意识转变为人类的责任意识，对世界的前沿问题发表东亚学人的主张和设想，在世界意识中确立“东亚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