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系列迹象表明，俄罗斯越来越重视亚洲。这一方面是由亚洲特定的地位和条件所决定的，特别是近年来，亚洲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热点；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亲西方“一边倒”政策受挫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在具体研究俄罗斯如何在亚洲拓展外交空间的时候，不可能忽略对上述两方面原因的阐述。 一、从“忽略”到“重视”的有限调整 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而冷战时代的结束，又意味着世界格局的重组。在这种新的世界格局重组中，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寻找各自的定位，俄罗斯当然也不例外。 俄罗斯是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领土最为辽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的俄罗斯依然是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大部分领土在亚洲，而政治文化中心在欧洲，这种归属上的模糊性给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比较大的选择空间。也就是说，从地域政治的概念出发，俄罗斯既可以投靠西方，也可以选择东方，又可以不偏不倚地在东西方之间谋求平衡。 众所周知，俄罗斯一开始选择了“投靠西方”，后来被证实这是一种错误。但它不是意向性的错误，而是结果性的错误。“投靠西方”在逻辑推理上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俄罗斯的体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其以为自己已是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员。殊不料，俄罗斯的“单厢情愿”并没有打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疑虑和戒心。这里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历史原因更多的是观念性的东西，非常的根深蒂固，不可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一下子消失；而现实原因是指由于冷战结束而出现了势力范围的真空，这种势力范围的真空是西方国家所窥视的，他们不希望在竞争中多一个潜在的对手。 基于上述原因，西方国家是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崛起的，当然他们也不愿看到俄罗斯走回头路，所以，在对俄罗斯的问题上采取骑墙态度：经济上说是要给援助，但“雷声大，雨点小”；外交上则不仅是一个防范问题，而是采取紧逼政策，北约东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国内舆论的指责，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都从一个侧面促使俄罗斯对外交政策的制定作出反思，所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调整已是必然。 调整的一个总的走向是变“一边倒”为“双头鹰”外交，实质上反映了俄罗斯在东西方谋求平衡的一个外交态势。这也决定了俄罗斯对亚洲的政策将由“忽略”转向“重视”，而这种转向也反映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有限性。从自身条件看，有限调整是符合俄罗斯的利益的。俄罗斯极需摆脱经济困境，而摆脱经济困境又离不开西方国家的援助，所以，只有走不偏不倚在东西方之间谋求平衡的路。 “俄罗斯不打算同任何国际力量中心对抗，也不打算单方面依赖任何国际力量中心”，1996年，由叶利钦亲自签署的《国家安全咨文》对调整后的外交政策作了概述。 俄罗斯领导人也多次表述了下列主张：俄罗斯不赞成由某个超级大国来主宰世界的格局，而必须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俄罗斯以及东南亚、东北亚都应该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这是俄罗斯对调整后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上的基点。 二、在亚洲拓展了外交空间 如果把1993年制定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的起始的话，那么，俄罗斯开始对亚洲重视总共也才几年时间。这几年时间，虽不足以构成对俄罗斯外交走向作全面评述的条件，但一些迹象性的表现多少反映了实质性的内容。1997年7月31日， 俄罗斯《消息报》刊登文章说，“俄罗斯在亚洲玩自己的游戏似乎要比欧洲和美洲愉快得多”。这实际上是对俄罗斯亚洲政策作了概括性的评述。 下面让我们具体看看俄罗斯与亚洲诸国的关系： 1.与中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与中国改善关系起步较早，主要是出于稳定周边环境的需要和摆脱经济困境的需要。而这两种需要又是建立在中俄两国是两个相邻的大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互补性等特定条件的基础上的。 1992年3月，中俄两国互换了东段边界协定批准书， 使两国悬而未决的东段边界问题有了基本的解决。同时，两国还签订了《中俄政府贸易协定》，推进了两国贸易的发展，中国一跃而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1993年，《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出台，之后中俄关系有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边界问题更加明朗化。 1995年10月，中俄两国互换了西段边界协定批准书，把两国边界问题用法律形式来加以确定，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为了澄清俄罗斯远东个别地区行政长官对俄中边界条约的认识上的错误，叶利钦多次表示，“俄中边界协定是神圣的，不可改变的，将坚决予以执行”。 （2）两国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996年4 月的叶利钦访华标志着中俄两国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两国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发展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定了多层次对话磋商机制，建立了两国元首热线联系。 战略协作是指国际舞台上多个领域的合作，其意义显然不同一般。俄罗斯领导人表示，两国确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不会随意改变的。 （3）强化了贸易乃至其他领域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