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亚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纷纷登上国际舞台，就亚洲与世界面临的问题发表意见。由于比较集中地涉及亚洲社会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并因此而强调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故与此相关的观点便被统称为“亚洲价值观”。而公众舆论对于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发表的言论，则每每给予特别关注，并誉之为“亚洲最雄辩的发言人”。概而言之，李光耀以历史渊源、现实功用、未来发展趋向的架构，紧紧把握住“亚洲价值观”的主体，使之成为有效而不乏严谨的抵抗西方文化霸权的理念。而在他的演绎过程中，又生发出对中华文明的强烈认同。 对于许多尚需进一步现代化的国家而言，“亚洲价值观”中的精华因素，无疑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但是，如果将李光耀近年的“亚洲价值观”及其文化倾向，视作新加坡现代化一贯的思想资源，便难免产生种种认识误区。因此，考察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化初期即六七十年代的文化认同，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与评价东亚现代化的历史，并从中汲取值得借鉴的经验。 1.汉字与家族制度：现代化的障碍。李光耀“亚洲价值观”的文化认同，在历史的渊源方面多指向在东亚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华文明。然而追溯新加坡现代化的早期历史，却很难搜寻其一以贯之的脉络。相反，他对于中华文明的载体——汉字的评价，对与儒家文化相关的传统的批判，似乎颇得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真髓。李光耀认为汉字是一种贵族化的文字。70年代初，当香港大学授予李光耀名誉博士学位时，他在演讲中谈到香港与新加坡历史，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他说：“使用表意符号、不用拼音字母的汉字是世界最难的文字的一种，它是为学者式的高贵人物而发展的，存心使普通老百姓成为文盲而对官吏产生敬畏之心。”因此，汉字不能够适应现代化工业技术社会对于普及教育的要求：“一种对人民大众来说是神秘而艰深的字体，与工业技术社会是不相容的”〔1〕。这就是说，在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 李光耀认为汉字的效用与价值是很低的。 李光耀对汉字的认识不能说毫无道理，现代化首先是从西方向全世界扩散的，而工业化传播的语言载体就是拼音文字。李光耀也深知，其实中国自1911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简化汉字的努力。但是从现代化发展速度的视角出发，李光耀仍然将汉字看作是一种障碍，即如果不采用这一文字系统，发展将便捷得多。因而值得庆幸的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由于采用英语，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华人已经把他们那副表意符号的眼罩给去掉了”〔2〕。 不仅如此，李光耀还为摆脱古典的汉文化传统而深感庆幸：“当你离开了你的祖国，并且不再受那些用《论语》培养出来的达官显贵们的支配而是接受‘总规则’（它教导行政官员要对所有生活在他们管辖下的人们公正地、诚实地主持公道）培养出来的英国行政官的管理时，那就非常容易摆脱过去那种无益的羁绊了”〔3〕。 姑且不论李光耀对《论语》、对中国古代选拔人才制度有多深刻的了解，至少他对汉文化传统影响下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生活是反感的；而在另一方面，他对于英国文官制度“总规则”的强烈趋同，则表明了西方化的价值观念。 李光耀在探讨中国的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指出了家族制度和宗法观念在其中的根本影响。李光耀以中医的发展为例：“就中医来说，本来拥有几千年的经验，但是由于有些人惯于利用祖传与秘传的办法来处置新的发明，以致不能帮助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父传子，子传孙，这个办法是否可以保持永远流传下去呢？”比照西方，他认为专利权在方法上更为有效，因为如西方国家，“今天有人发明一种新的药品，好象盘尼西林等，在起初的二十年里拥有专利权，但是过了这个时期以后，这种药品（发明）就完全属于大众的了。他们利用这种办法，对于他们的人民和国家是有很大帮助的”。于是他号召华人（中医）“看到人家这样的好办法”，也“应该随着改变”〔4〕。 与对汉字与家族制度的认识相关，传统的影响对一个社会越弱，李光耀对它的信心似乎越足。1968年，在新加坡优素福学院十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他从妇女在亚洲家长制社会中的地位谈起，强调了新加坡社会的传统势力之弱：“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传统势力很弱和历史的残渣很容易被清除的社会”。虽然就亚洲的情况（包括日本）而言，“工业化过程并没有改变他们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新加坡“作为一个交通中心，通过报纸、电影、电视荧光屏，通过男男女女的来访和新思想的接触，我们受着几乎所有的现代思想的激荡，因此，人类文明各大中心所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使我们的社会受到了启发。所以说，我们是有较充分的准备去迎接现代世界的挑战的”〔5〕。 此番讲演的意蕴非常明显：亚洲社会是相对落后的；西方是现代社会的中心。而迎接世界的挑战则意味着摆脱旧传统（这里特指亚洲家长制社会）的束缚。 综览李光耀在新加坡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对亚洲社会、特别是中华文化传统弊端的批判性思考，可见其焦点不可谓不准确，其剖析亦不可谓不深刻，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还是延续至今的“东方问题”。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传统和对西方文明强烈趋同的观念，作为新加坡建国的精神资源，则确确实实有力地推动了新加坡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决定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不过，另一个不同的结论也恰恰由此而得到证明：以李光耀当时的“非儒化”（笔者按）言论及对西方文化的强烈认同而言，新加坡的经济起飞或曰现代化的成功与儒家文化联系的环节便显得十分薄弱了。由于人们往往将新加坡经济起飞以后，李光耀针对西方现代化的弊病所提出的伦理方面的对策，等同于新加坡整个发展过程的精神资源，这样，便在认识上出现了时间错位。对于误读李光耀，也许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