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初，围绕着欧洲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安全结构有很多猜测和分析。一种意见认为，冷战后的欧洲可能会重回冲突的老路，因为欧共体的建立是在二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已不复存在了。〔1 〕随着欧洲联合动力的消失，欧洲安全体系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并有可能出现像洛迦诺条约那样的多边防务联盟。〔2〕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冷战后的欧洲会出现传统的冲突与合作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政治会重回战前那种旧的模式。因为欧洲大陆经济的高度发展、民主政治的完善、相互依存程度的日益加深，都是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3 〕关于欧洲现有安全组织，有人提出，随着华约解散，北约组织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欧安会“作为现代外交令人惊奇的成就之一”，应该担当起泛欧集体安全体系中的核心角色〔4〕；但也有人提出，北约并没有过时， 它从一开始建立就是一个目标多重的机构。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北约的重要性一如既往。〔5〕凡此种种， 表明了冷战结束之初欧洲安全体系的不确定性和北约的“生存危机”以及美欧各国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 冷战结束至今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关于欧洲安全结构问题的争论虽然并没有完全终止，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也还没有结束，但欧洲安全结构的建设已经发生了不同于冷战结束之初的变化，不确定性正在逐渐明朗，新的安全模式已初露端倪。北约的地位正冉冉上升，欧安会与西欧联盟虽并未遭到冷落，但其改革的步伐远没有北约的改革幅度大、速度快，而且它们的改革在许多方面需要围绕着北约来界定。冷战结束之初，力主发展欧洲防务合作、反对加强和扩展北约的法国，态度和政策已经发生了转变。北约通过调整战略，向东扩张，突出欧洲防务特性，正在日益成为欧洲安全的核心。本文试图从分析法国对北约政策的转变入手，展示这几年里北约建设上发生的变化，揭示欧美之间以及欧洲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预测下个世纪欧洲安全结构的发展。 一、法国对北约政策的转变 冷战结束以来，法国对北约政策的转变，既反映着法国外交战略自60年代以来的重要转变，也标志着北约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法国对北约政策的调整，一方面来自于法国自身在新形势下对外交政策方向的重新定位，同时，北约的深刻变化也为法国外交政策调整提供了前提条件。因而，应该说它是反映欧洲安全结构变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 欧美国家在欧洲安全格局上的角逐，主要是围绕着以哪个现存的安全组织为中心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的问题。即欧洲安全格局究竟是应该以北约为中心，还是以欧安会、或欧共体为中心来建立？这里面关系到将由谁来掌握欧洲安全主导权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法国感到这是建立“欧洲人的欧洲”的大好时机。在安全问题上，法国追求建立以欧共体和西欧联盟为中心的西欧独立的防务合作体系，削弱北约，排斥美国，确立欧共体在欧洲新格局中的核心地位。密特朗总统指出，法国置身于北约军事组织之外的防务政策，在1/4个世纪里证明是很有效的。要充分认识到大西洋联盟及其军事组织的局限性，欧洲不能错过建立自己共同安全和共同防务政策的任何良机〔6〕。为此， 法国一方面调整国防政策，另一方面强调加强欧洲的防务合作，组建以法德混合部队为核心的“欧洲军团”，并提出了使法国的核威慑“欧洲化”〔7 〕的主张。法国的这一政策与美国以北约为主，重构欧洲安全新格局的战略有很大的矛盾。北约是冷战期间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是美国领导和控制欧洲的有力工具。因此，冷战刚一结束，布什政府就抛出“新大西洋主义”，提出了美国心目中的新欧洲蓝图。在这幅蓝图中，虽然欧洲三大安全机构都将占据一席之地，但北约占据主位，欧共体和欧安会为辅。在欧洲附意这种观点的是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英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强调美国对平衡欧洲大陆力量的重要性。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3月访问华盛顿时就曾说，“……在当今世界上， 只有一个国家真正具有保卫自由和安全的力量——那就是美国。”〔8 〕英外交大臣赫德也说，“没有北约就没有欧洲的防务共识”〔9〕， 美英在以北约为中心建立欧洲安全机制方面，立场是一致的。 由于密特朗时期法国力争建立排斥美国的欧洲独立防务共同体，因此它对美国改造北约、加强其政治职能、扩大其职权范围的做法一直保持警惕。法国虽参加了“莱奇小组”〔10〕，但却总是在北约首脑会议上发出不和谐之音。对1990年7 月北约伦敦首脑会议上发表的《伦敦宣言》，法国公开表示有所保留。在1991年11月北约罗马首脑会议上，密特朗总统更是毫不掩饰地与美国总统布什针锋相对，反对北约在发展与中、东欧关系上扮演新的角色。为此，法国拒绝签署罗马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关于苏联局势的声明》，并对北约建立“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态度冷漠。在北约的改革问题上，法美关系在90年代初处于紧张状态。 法国的“独立自主”政策，使美国在推进北约的改革进程中大有抛开法国的势头。1991年5月， 北约防务计划委员会决定成立一支7 万到10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对付未来的危机。这支部队全部由西欧国家派兵组成，由英国人担任指挥，司令部设在德国。法国未能参与决策的这项北约的重要变革，使它感到十分震惊。正如有人评论指出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成了“独立自主的奴隶”〔11〕。为此，法国一部分高层领导人开始提出要以现实的态度对待法国与北约的关系，要积极参与到北约的改革进程中去，从而影响北约的决策。1993年3月， 阿兰·朱佩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前几个星期，批评社会党对北约的政策，指出“北约已开始了改革进程，而法国却仅仅是个旁观者。她正试图在不能施加影响的情况下放慢北约改革进程的速度。”〔12〕随着前南危机的爆发，欧洲地区的维和行动和危机处理事件大量增加，法国参加维和行动的人员逐年上升，到1994年已多达7520人。这就促使法国重新密切与北约的关系，重返北约军事委员会，以便参与决策法国士兵的命运。正如法国前国防部长莱奥塔尔所强调的那样，对法国在大西洋联盟内的思考，不能停留在过时的争论上。〔13〕“联盟必须承担新的使命，法国必须理解这种变化，不要让别人来决定它。”〔14〕法国政界对北约态度的转变，到密特朗卸任、希拉克上台之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法国想摆脱北约建立欧洲独立防务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北约仍然是维护欧洲安全与稳定最重要的组织，法国不能也不应该置身于北约的军事机构之外，失去参与北约决策和指挥的权利。自此，法国开始对北约推行新的政策，那就是法国决定重返北约，通过在北约内部力争突出欧洲特性，推动北约的改革。1995年12月5日， 法国宣布它将逐步返回北约，参加北约国防部长的正式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例会，法国三军参谋长将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建立工作联系，其前提是北约必须进行内部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