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并成为革命后伊朗的最高权威。但伊斯兰革命的理论家不止霍梅尼一人，还有蒙塔哈立、沙法维、沙里亚梯、巴扎尔甘，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指导和影响了伊斯兰革命。特别是沙里亚梯对伊朗百万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甚大，而学术界目前对此探讨极少。本文初步探讨沙里亚梯的理论及其影响，以期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伊朗伊斯兰革命。 一、沙里亚梯的生平 阿里·沙里亚梯（Ali Shariati），1933年出生在伊朗什叶派圣地——马什哈德附近一个村庄里。其父是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教士，主持一个讲经堂并在当地中学布道。沙里亚梯深受其父革新思想影响，在学生时代，就与其父探讨如何把什叶派教义和欧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沙里亚梯中学毕业后，进入马什哈德师范学院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1953年大学毕业后，在家乡的一个初级中学任教四年，这期间翻译了阿拉伯语著作《艾卜·扎尔：个崇拜真主的社会主义者》。1958年，他入马什哈德大学攻读语言学硕士，专攻阿拉伯语和法语，196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得到国家奖学金资助，去巴黎大学攻读社会学和伊斯兰历史博士。此时，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正值高潮，他在巴黎听过一些东方学家及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讲课，钻研激进的政治哲学，参加了“伊朗学生联盟”和“伊朗解放运动”〔1〕。除编译杂志外， 他还翻译了《游击战争》、《诗人是什么》、《地球之毁灭》、《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第五年》等书。 1965年，沙里亚梯回国，因坐牢六个月被剥夺了德黑兰大学的职位，遂返回故乡，先执教于农村学校，后任职于马什哈德大学。1967年迁居德黑兰，获得在一家宗教会议厅的演讲资格。在其后的五年中，他进入多产时期，他的演讲稿被打印成50本书，在大学生和中学生中广为流传。沙里亚梯的高谈阔论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御用文人指责他用奇谈怪论蛊惑青年；宗教领袖攻击他牺牲神学，强调社会学，借用西方政治哲学；当局指控他提倡“伊斯兰马克思主义”。沙里亚梯被捕入狱，宗教会议厅被迫关门。1975年，在巴黎知识分子请愿的压力下，并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请求下，沙里亚梯获释，但被软禁在家里。1977年5月， 他获准去伦敦。一个月后，他突然去世。有人怀疑萨瓦克〔2〕难脱干系， 而英国法医声称他死于严重的心脏病。这一年，他仅43岁。 二、沙里亚梯的理论 沙里亚梯所处的时代是巴列维王朝时期（1925～1979年）。巴列维国王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崇洋媚外使伊朗的社会矛盾大大激化，被国王吹得天花乱坠的“白色革命”及一系列西方化、世俗化做法造成了社会动荡，加重了社会危机，招致了社会各阶层的失望和愤恨；伊朗历史上受殖民主义的奴役、宰割和控制，而现实中巴列维国王的后台老板——美帝国主义在伊朗又耀武扬威、伤国害民，伊朗人民民族情绪高涨，斗争此伏彼起。这期间，伊朗形成了坚信沙里亚梯理论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即青年学生人数愈来愈多，他们的民族主义感情越来越激进。1956年到1975年，伊朗年均人口增长率近3%，15～24岁的青年人 1959年占全国总人口的15.4%，1975年占18.9%。青年人不仅数量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学和大学，成为中学生和大学生，成为知识分子和工薪中产阶级。1953/54学年伊朗在校大学生仅为9996人，1978/79学年则为17.5万人，他们在236所学院和大学就读；1956 年出国留学生为2818人，1978年增到8万人；1963/64学年中学生为36.9万人，1978/79学年增为83.1万人。在70年代，2/3的大学生和1/3 的中学生在德黑兰求学，其余的也多在伊斯法罕、大不里士、设拉子和阿瓦士读书。〔3〕这些青年学生幼时受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长大后在大城市接受现代教育，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都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渴望找到一条通向国家独立和富强、社会公正和平等的道路。他们需要自己的理论家来发现、分析和解决伊朗的现实问题，并指导他们的行动和活动。沙里亚梯从影响伊朗千年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民族传统文化——什叶派教义中汲取了新的营养，结合现代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并联系伊朗的国情，提出自己富有特色的革命理论，成为青年学生的伊斯兰革命理论家，并在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中发挥了极大的战斗力。 （一）沙里亚梯的政治理论 沙里亚梯对美国的经济霸权及政治操纵深恶痛绝，他亲眼看到因美帝国主义的破坏，摩萨台民众政府垮台，石油国有化运动失败。他借用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及范畴，认为，像伊朗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需要两次而且是同时发生的革命：一是进行民族革命，结束帝国主义不同形式的控制，从而使国家获得新生，使本国的文化遗产、民族精神发扬光大；二是进行社会革命，结束不同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消灭贫穷和资本主义，实现经济现代化，最终建立公平的充满活力的无阶级社会。〔4〕 沙里亚梯认为推动双重革命的任务落在知识分子身上，因为知识分子能抓住社会的内部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通过指出这些矛盾来提高公众的革命自觉性，并从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最后，制定通向未来社会的蓝图，引导劳动人民完成双重革命。 沙里亚梯又指出，伊朗的知识分子很幸运，他们生活在什叶派的宗教文化社会之中。什叶派教义本质就是激进的、革命的，因而与双重革命的目的是相符的。什叶派不同于别的宗教，它不是麻醉剂，而是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它要求虔诚的真正的信士同任何形式的剥削、压迫及社会不平作斗争。他强调：先知穆罕默德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宗教王国，而且也是一个坚定不移地追求社会进步和公平的社团，先知的目的不仅是建立一神教而且是建立一个整体的社会：这个社会由公德约束，人人为“公正”、“平等”、“人类大同”、“生产手段公有制”而努力，人人怀有一个强烈愿望——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一个“无阶级社会”。 此外，先知的合法继承人——侯赛因和其他的什叶派伊玛目，之所以举起革命的大旗，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腐败的哈里发、宫廷权贵违背建立理想社会之目的。对沙里亚梯而言，侯赛因殉道于卡尔巴拉就含有一个响当当的启示：所有什叶派，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反对、抵制当代弊病的神圣义务。沙里亚梯列举当代伊朗的弊病：世界帝国主义（包括跨国公司和文化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不平等和崇洋媚外。沙里亚梯指责帝国主义和阶级不平等是社会主要的长期的敌人。他概括出两个眼前的敌人：一是被伊朗知识分子接受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变体斯大林主义；二是保守的伊斯兰教，统治阶级宣传了1200多年，以此麻醉被剥削的群众。 （二）沙里亚梯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沙里亚梯虽然引用和借用马列主义的一些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并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本质和特点，但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有三个马克思而不是一个，即三个互相分离的马克思主义：一是年轻的马克思，他很显然是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家，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否定上帝、神灵和来世的存在。沙里亚梯认为欧洲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与反动的教会斗争时夸大马克思的无神论，因而不加思索地斥责任何形式的宗教；二是成年的马克思，他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他揭露了统治者怎样剥削被统治者，也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说明任何国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与它的社会经济基础如何相互作用；三是老年的马克思，主要是一个政治家，一直着手缔造一个革命政党，并经常作出预言，这些预言有政治用途，但不符合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仅接受了狭隘的经济唯物主义，他抛弃了成年的马克思思想而错用了年轻的和年老的马克思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