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先生在其都市研究中提到，都城有各种面相，有用刀剑建立起来的“政治的都城”、金钱铸造起来的“经济的都城”、砖木堆砌而成的“建筑的都城”、色彩涂抹而成的“绘画的都城”，当然，还有用文字累积起来的“文学的都城”。①然而，今天，当我们提出如何体验城市的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拿出手机，打开承诺用起来“哪儿都熟”的数字地图——这就有了以地理信息的形式呈现的“数字地图的都城”。必须承认，今天嵌入了“本地服务”和“出行导航”功能的城市数字地图，已经比任何关于都市的传统文字和视觉形式，更能影响大众的日常城市体验。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对一座城市的期待、触摸和认知，多少都经过了数字地图及其内嵌功能的中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说，如今人们的城市体验，恰恰发生在地图空间和实在空间的“相遇”处。换言之，今天我们体验的城市，不再是那座仅存在于物质空间的城市，而是存在于比特世界和原子世界之“交互界面”上的城市。 文字和图像既是一种媒介，也构成一种体制。作为一种体制，它们往往倾向展现对象的某些方面，同时忽视或排除另一些方面，关于都市的文学、历史和影像，大多没有逃过这样的体制。比如，中国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就深受“文字体制”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生产者是士人，该群体由于自身“感时忧国”或“隐逸超越”的人格，其文学在整体上也自然更偏爱宫阙、农村和山水田园，而总和“现世欲望”脱不了干系的城市书写就很难成为其主流；当然后来，城市书写伴随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也发展起来，但依旧免不了在整体上呈现出对中等收入及以上人群的厚爱，相应的，则是对城市边缘群体的漠视与遮蔽。②今天我们禁不住继续追问，城市数字地图这种更能影响大众日常城市体验的媒介，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数据体制?如果存在，它偏好什么，又忽视什么，构成这一倾向的机制又是什么?最终这种信息的“偏好”又是否能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参与到一种实在的“空间的生产”中? 在常识看来，地图是实在世界之精准再现，实在世界是什么样的，地图就会据此测绘成什么样。因而，问地图的“偏好”是什么，这种偏好又如何影响真实的城市，似乎荒谬。对此，我们有两点辩护。首先，地图一直都不是清白无辜的“透明”媒介。比如，一直以来，地图绘制都存在着“选择什么呈现”“如何呈现”的地图概括③问题，即使在数字地图出现并被广泛使用的今天，哪怕理论上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库已能无限扩容，“呈现什么”“如何呈现”的问题依旧存在，并且当下这个问题正与服务于本地生活的信息采集和推广机制紧密嵌合。其次，地图的功能一直都不只局限于“反映”和“再现”，④如果以前只有了解军事和户外活动的人才深谙如何使用地图指导行动，那么今天这种专业技能已借“导航”这一最常用的地图分析服务普及开来。在“导航”和“周边/附近”功能下，地图上的地理和导航信息同时“反映”和“指导”着人和物的实在流动，此时，支撑地图功能的语式就不仅是一种关于“是”什么的陈述语式，同时也可以是一种推动“做”什么的命令语式。更重要的是，当导航产生的“流量”(traffic)在地理信息空间和实在空间同时发生，一种涉及“流量”这一信息时代核心资源的“实践活动”也越出了数字地图，进入实在空间，并在这个过程中与资本、人和物的“流动”结合，悄然塑造着空间自身的功能。 今天，城市数字地图一方面已在事实上“无处不在”，另一方面又似乎在表面上“中立”，因此，本文才要以上述问题为轴，对城市数字地图进行一番批判性审视。在第一部分，我们将聚焦城市数字地图构成的信息空间，讨论它所提供的服务如何完美呼应了现代生活的气质，成功诱惑人们闲置自带的空间感知和分析能力，将相应工作“让渡”给外在的地理信息系统。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在第二、三部分借助具体个案，进一步讨论这个外接系统如何在与“本地生活”和“出行服务”的嵌合中，形成当下的数据体制，以及这种体制偏爱什么，这种偏爱又意味着什么。最后，我们将在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视域下，反思城市数字地图这种深入市民日常生活的地理信息系统，是否加剧了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空间权力的“不平等”。 城市数字地图与现代城市生活 今天人们为什么离不开城市地图?我们就从导航这个最有用户基础的地图功能谈起。其实，生物是天生具有认路能力的，无论这种能力是否如脑科学家所言，归功于被命名为“网格细胞”“定位细胞”和“测速细胞”的神经元；⑤在导航地图尚未被发明和普及的时代，人类的认路能力虽不及动物，但也不至于人人“路痴”。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相信与生俱来的认路能力，甚至也不再尝试为了找路开展一些简单社交——笔者多次见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只顾埋头跟导航，不惜在原地绕来绕去，也不愿抬头问路。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我们“闲置”了生物的自带本能，甘愿被“接入”这人造的地理信息装置?那些以认路著称的老司机或许会回答，之所以开始用导航，主要是为了看路况。确实，无论哪种情况，借数字地图提供的实时地理信息分析服务，人们都期待着可以对出行做出“最优规划”。或许对于乔伊斯笔下都柏林漫步的斯蒂芬，或波德莱尔笔下巴黎游荡的流浪汉，这样高度理性的“最优规划”是很难被理解的，但“最优规划”在今天，就是意味着合理配置行动和时间，以最少成本实现最大效能。在被“泰勒主义”和“工效学”(ergonomics)深深塑造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中，这样借理性算计实现的“最优规划”已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天然需求。 城市数字地图另一个让我们对其欲罢不能的功能，或许是它与本地生活服务的无缝对接。声称“哪儿都熟”的地图，主打的不仅是熟“路”，它也是深谙本地服务的熟“门”。如果从前在纸质城市地图上被标记的只能是具有“地标”属性的“少数”地点，它们一般有着一定“级别”，且往往限于政府机构、公共设施、风景名胜等公共服务地点；那么，今天数字地图的“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简称POI)⑥容量几乎是无限的，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被地图标记的门槛。与此同时，一个重要转变发生了——店铺，这种本来很少有缘纸质地图的第三产业机构，在地图厂商本地生活服务(如百度地图)和出行服务(如高德地图)的运营战略推动下，几乎成了当下城市数字地图最主要和活跃的POI主体。根据百度地图大数据，每个月平均都有700万个POI在变化，其中28.5％跟“吃”有关，15％和“买买买”有关，还有23万个和“变美”有关。⑦比起传统地图，这些数量巨大且更新频繁的POI，覆盖本地生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同时也以这样的方式把今天的城市地图全面接入了线下服务业的巨大产业链——不夸张地说，今天我们有多么热衷本地消费，就多么需要数字地图。当城市地图变成了一幅巨大的消费导图，城市本身也被这幅消费导图展现为一座“巨型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