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①已是当前时代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学界、业界、艺术界、舆论界、监管部门等各方力量均已在正视游戏的社会影响力。中国的游戏或言游戏在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对象。如今，站在全球游戏史的潮头，回望四十年来的中国游戏史，可以认为，中国游戏的“成功”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崛起的表征与结果，它以由边缘至中心、从隐形书写到“锋芒毕露”的方式，展示了“一穷二白”的中国如何在游戏领域实现从追赶到领路的范式转型。尽管中国游戏史的时间跨度已不算短，但相关讨论仍然不足，尤其欠缺从社会思想层面出发的系统把握。日本游戏研究者中川大地曾参照社会学家见田宗介与文化学者宇野常宽对日本社会思想史的把握，将1980年代以来的日本游戏史划为虚构的时代(1980年代)、虚拟现实的时代(1990年至2000年代中前期)以及扩张现实的时代(2000年代中后期至2010年代前期)，②从而打通了日本游戏史与社会思想史的联系，其方法论值得借鉴。本文试图以社会思想史为脉络、以游戏在本土的生产与消费为抓手，深入中国游戏史，系统考察游戏文本与社会文本的互动关系，由此理解中国游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更由于当代中国游戏史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基本同步，中国游戏史同时也提供了一种认识当代中国的方法与途径。 现代化憧憬：在“电子游戏”中造就时代新人 中国是全球游戏史的“迟到者”。但迟到者亦有迟到者的脉络，我们须反观自身的脉络以理解自身，否则会让自己的历史(history)沦为远离自身的他者故事(his-story)。这就涉及游戏认识论的争辩。游戏究竟是一门技术，还是由技术驱动的社会文化?前一种回答将我们导向“美日游戏中心主义”的技术史观，后者则允许我们返回本土脉络重识自身。显然对于人文范式的游戏研究而言，后者更为可取。 1980年前后，当代中国游戏史在改革开放中开启序幕。标志性事件之一是1981年年底北京第一轻工业研究所研制出YQ-1型电子游戏机，并于次年小批量投放市场。从研制主体的事业单位性质可知，中国游戏业在起步时已与全球游戏史存在异质性。此时，世界主要国家的游戏业已进入较成熟的商业化阶段，其国民正沉浸在由《宇宙侵略者》(スペースインベーダー)等游戏从之前游戏史里继承而来的冷战的文化想象力之中。而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并不具备与全球游戏史同步的技术、市场、制度、观念等诸多前提，仍处在摸索游戏为何物的初级阶段，其历史意识与当时全球游戏业主流的消费及娱乐立场既有重叠又存差异，当然差异是主要的。 1980年代，中国社会普遍将今天意义上的游戏称作“电子游戏”。按照字面意思，“电子游戏”这一偏正短语至少包含两个理解面向。其一是“电子”的技术面向，其二是“游戏”的娱乐面向。“游戏”代表着一种普适性的认识结构，乃是20世纪以来全球共通的技术化娱乐方式，而“电子”则回指在地性的历史语义，构成中国游戏史的特殊性。“电子游戏”这一称谓暗示了全球游戏史在共同技术表象下的不同社会进程，从而为我们走出“美日游戏中心主义”的技术史观提供了可能。正如吉田宽所言，“‘电视游戏’(テレビゲーム)一词仅在日本国内使用”③(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体现了日本游戏社会文化史的特殊性。在中国亦然。“电子游戏”(electronic game)这一称谓的通行，指向的是19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电子工业建设的历史场景与精神导向。因此，就中国游戏史的起源而言，不应单纯地将游戏置于与当时发达国家一般的娱乐与消费的立场进行理解，而应返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产性脉络，把握其独特性。换言之，中国的游戏生产实践不是在消费社会的历史语境中诞生的，而最初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副产品，指向的是造就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时代新人。 上述论断可通过当时电子电器类杂志对电子游戏机的介绍得到印证。1980年代初，《国外自动化》④《科学对社会的影响》⑤《无线电》《家用电器》等少数科技刊物曾陆续刊出介绍电子游戏机的文章/图片，其共性是说明游戏设备的原理、制作方法、电路结构、技术参数等科普性内容，几乎没有关于游戏内容与销售的描述。换言之，这些文章/图片的目的是向玩家传授电子知识，而非引导他们进行市场消费。在此脉络下，就可理解完全原创性的游戏软件设计为何缺席1980年代的中国游戏史。一方面确因我国软件汇编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中国游戏史的历史意识也非刺激游戏消费，而是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探索电子工业的未来可能。故1980年代的中国游戏史无论在历史实践还是历史意识层面都应主要概括为游戏硬件史。 从上述论述中可发现一种二分法的认识论，即游戏软件设计体现消费(社会)的立场，游戏硬件制售指向社会主义的生产脉络。以此二分法为前提，1980年代的游戏(硬件)史表现出“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特色：一边是游戏机，另一边是学习机，二者的不平衡发展及最终汇流，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表征。 所谓学习机，在当时“通常指的是用于计算机辅助教育的个人计算机(PC)系统”。⑥尽管其他国家也曾出现类似设备，但学习机在中国成为理解与表述一个时代社会症候的重要因素。学习机问世是我国发展计算机事业的结果。以邓小平在1984年提出著名论断“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为契机，相关部委在“七五”计划期间组织各方力量，于1986-1987年间成功研制初代学习机——中华学习机。中华学习机作为简化版电脑，被嵌入了培养时代新人的国家现代化历史叙事。1980年代中后期，正值社会流动与阶层重构的黄金年代，无数知识青年通过被恢复的高考重写人生，“知识改变命运”成为时代共识。在此背景下，人们也将学习——尤其是学习服务于国家建设的现代化知识——的热情投注给下一代，“望子成龙”的社会意愿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意识合流，共同促成中华学习机的规模化产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