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4 在2020年首次公布的作于1954年的一篇“黑皮笔记”中，海德格尔写道：“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东亚的精神、艺术、诗歌之成果的输入就已经开始了。今天欧洲的许多思想家和作家都隐秘地靠这种输入而活。但是，输入到哪里去？这种利用是为何而发生的？只要我们没有亲自寻入西方—欧洲天命的更源始的预先暗示着的开端，就不会开启这样一种领域，在此领域中，‘西方’和远东的一种真正的相遇能够得到准备。或许，现代技术的本质力量首先是如此不可阻挡、如此催逼着一切，以至于对这种从开端性早先而来的相遇之处的准备，必然在很长时间内都始终处于不可辨识的不显著中。”(Heidegger，2020，S.109) 海德格尔对东亚思想尤其先秦道家思想的欣赏和推崇早已为人所知，但这种欣赏和推崇绝非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和对枯燥思路的装饰之举，毋宁说，海德格尔是从本己思想的渊源而来，在东西方不同的“开端性思想”的深刻共振中，看到了重取东方思想用以激发本己思想的一种可能性，即在坚守与东方思想完全不同的本己渊源的同时，海德格尔又看到了东西方思想对话的一种深邃远景。海德格尔与东方思想的关联因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思想关联，迥异于此前所有类型，对此的研究必须既承认关联双方的陌异性又要深思这种陌异性中切近之可能。正如现象学家内托(Antonio Florentino Neto)指出的那样：“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哲学家像海德格尔那样，既如此远地远离于东亚思想，同时又如此近地切近于东亚思想。”(Neto，S.39) 根据海德格尔自己的表述，他在大学时代就已接触到《庄子》文本并深受触动，这事实上也为上述1954年“黑皮笔记”所暗示。海德格尔的这种启动甚早的《庄子》阅读一直悄无声息地运作着，直到1930年才首次浮出水面，引起学界的最初注意。1930年10月8日，海德格尔应其学生佩采特(Heinrich Wiegand Petzet)的邀请在不莱梅做了《论真理之本质》的演讲，此演讲被公认为是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标志性文本之一。此演讲同时是研究海德格尔“道德经阐释”的一个关键文本，因为在此演讲的原初版本中，海德格尔曾以《道德经》第二十八章的“知其白守其黑”来呼应阐释此演讲的核心洞见“去蔽就是遮蔽”。(cf.Heidegger，2016a，S.370，396-397)本文关注的是与之相关的另一事实。根据佩采特的报道，在此演讲第二天晚上的聚会中，当人们的话题来到“一个人是否能够将自己移置到另一个人的位置中去”时，谈话陷入了困难。海德格尔此时令人吃惊地询问东道主是否有《庄子》德译本，这一询问令现场陷入了沉默。屋主克尔勒先生拿来了马丁·布伯的《庄子》德译本，“惊喜和如释重负，人们鼓起掌来”，海德格尔于是当众朗读了“鱼之乐”的文本(即《庄子·秋水》“濠上观鱼”)，并对此作出了解释。佩采特未记录这一解释的具体内容，但却在两种不同的回忆文献中一再指出，海德格尔对“鱼之乐”的这一解释使得《论真理之本质》的晦涩深意首次向听众开放了。(cf.Petzet，1977，S.183-184；1983，S.24) 佩采特对此事的报道最初出现在他为悼念海德格尔去世而撰写的文章中，(cf.Petzet，1977)此后又在专著《走向一星》中再次报道此事。(cf.Petzet，1983)这两种报道引起了学界重视，许多学者都对“鱼之乐”解读事件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但本文将会指出，既有解释始终都未克服一个决定性的理解难题，即海德格尔对“鱼之乐”文本的解读，究竟如何既解答了那个激发性的表层问题(“一个人是否能够将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地位上去”)，同时又使那种深层的东西(即《论真理之本质》的晦涩旨意)向听众开放。 为准确呈现并真正克服这一理解难题，本文将首先检视学界对此事件既有的解释，分析其得失，指出问题解决的向度，然后给出本文特有的研究思路，即通过穷尽一条确切可靠的论证之路，让那难以论证或不可论证的东西自行显示出来。 一、对海德格尔“鱼之乐”解读事件的既有解释 佩采特一再指出了海德格尔对“鱼之乐”所作解释的效果，但并未记录下海德格尔当时所作解释的具体思路，由于是对四十多年前事情的回忆，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佩采特在对海德格尔1960年不莱梅研讨班“象与言”的报道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形，即只记录了大致事实却无法再现其中阐释思路，按佩采特自己的解释是，他们这些现场参与者虽然在大体上有所领会但“根本上几乎没有人能真正胜任海德格尔的问题方式”，即便做了笔记，“也只是显示了观念碎片”(Petzet，1983，S.65)。如何对海德格尔1930年“鱼之乐”解读事件作出合理解释，始终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难题。 德国著名学者珀格勒(Otto P
ggeler)非常重视海德格尔“鱼之乐”解读事件，在其前后多种研究中一再试图分析此事件的深意。在首发于1987年的《东西方对话：海德格尔与老子》中，珀格勒指出，激发“鱼之乐”解读事件的那个问题，即“一个人是否能够将自己移置到另一个人的位置中去”，事实上是一个“主体间性问题”。而海德格尔通过解读“鱼之乐”来回答该问题的方式，则被珀格勒阐释为，可能是海德格尔在诉诸《存在与时间》的“共在”之分析来解答上述问题，即“在共在中我们和他者通过一种对某种东西的理解而相互理解，因此在根本上并不把我们自身区分为你和我”，由此而来，“对于同一种如何存在(Wie-Sein)，我们是有一种对他者之理解的，这种理解可能并不合适，但也不能被否弃。庄子能够从他的漫游之乐而来分享溪中的鱼之乐。……海德格尔把庄子的这个故事与共在问题特别地关联起来了。”(P
ggeler，1992a，S.394-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