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转捩点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2.014

       本文之意图，即重审康德1762年完稿的“应征作品”之于批判哲学的发生学意义，乃是如下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思想发生学而非文本叙事学角度重勘通常所说康德前批判时期诸著述之于批判哲学体系的发生学意义。此前，笔者曾通过比勘康德1770年代前后书信内容而探得：通向批判哲学的“绊脚石”就是“思维的主观条件何以会具有客观有效性”即“范畴演绎”这一难题，解决它至少花了康德12年的艰难思考；如果批判哲学的形成应当从康德“自觉到”这一难题的本性算起，那么，著名的“12年的思考”所指的年限就应当是1765-1777年间的12年，而非通常理解的1770-1781年。如果我们再对勘康德1762年前后揭载的所有著述，就会发现，其哲学致思的基本主题有一个明显的“反转”，即从追求确然性的“知识”到穷究这类知识的“确然性”。康德哲学的内在理路也在这一“反转”中得以显现：1762年之前，他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自然哲学家)，思考的核心对象是“自然”，方法是逻辑学和几何学，目的是推演并普及牛顿力学原理，旨在释解日常疑惑，学术的基本命意在寻求确然性的“知识”；1762年之后，他则把思考的重心由“灿烂星空”移于“知识背后”，哲学思考的基本主题变成了知识、道德和鉴赏的“确然性”，基本议题是“何以可能”。这倒不是说，1762年之前他没有思考过形而上学议题，或者此后他不再虑及自然哲学问题，这里只是就哲学家致思的主导意图而言的。至于康德哲学有无这里所谓的“哲学命意的转向”，最根本的支撑，当然还是他自己的著述(见表1)。

      

       在此，我要探寻造成康德哲学命意之反转的原初动因，结果并非如学界通常归因于卢梭和休谟的影响那样，而是源于那篇就康德哲学进程堪称“思想事件”的“应征作品”，即1762年12月完稿的《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之原则的明晰性的研究》(Untersuchung über die Deutlichkeit der Grundstze der natürlichen Theologie und der Moral，以下简称“应征作品”)。“应征作品”应当被视为康德对自己学术使命即为哲学和形而上学寻求确然性根据之哲学自觉的标志性文献。以此文为界，康德前后学术思考之命意和主旨可概括为：从“寻求确然性的知识”到“寻求知识的确然性”。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康德哲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尤其是批判哲学前后期之关系，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国内外学术界，除了一般通史类著述例行公事地提及外，还没有针对这一“思想事件”的专门研究②，尤其是对它在康德哲学思想进程中的发生学意义，更是缺乏应有的认识。本文意在通过对这一作品的细致梳理和综观，揭示其在康德思想发生发展中的勾连意义，以深化和细化我们对康德哲学内在理路和思想进程的既有认知。

       一、缘何会有1762年底的“应征作品”

       “应征作品”源于柏林科学院1761年公布的有奖征文，该年的6月4日，普鲁士皇家学院向欧洲学术界发布了1761-1763年度有奖征文事宜：

       形而上学的真理，特别是自然神学与道德的第一原理，是否能像几何学的真理那般清晰明证，若不能，那其确然性(Gewissheit)的本质是什么，确然性程度如何，在该程度上其可靠性是否完全可信。③

       这则征文富含了太多的信息量，它像一面晃眼的旗帜，昭示出那个时代的思想气候：在一切领域、尤其是哲学和形而上学，皆如渴似饥地追慕着如几何学那般“无可置疑的确然性”。有奖征文的提问确乎击中了那个时代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题目自身的意图更是异常明确，而且还有着非常鲜明的导向性。正如康德所言：“哲学认识大部分都命中注定是意见，就像其光芒瞬间即逝的流星一样。它们消失不见了，但数学却长存不衰。形而上学无疑是人类所有知识中最困难的一种，然而还从未有一种写出来的形而上学。科学院的选题表明，还是有理由探索人们打算尝试形而上学所要走的道路。”(2：283)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之于整个哲学大厦的建基之功，在康德1762年底完成的“应征作品”的“引言”中已有揭示：

       摆在面前的问题具有这样的性质：如果它得到恰如其分的解决，那么，更高的哲学就必然会由此获得一种明确的形象。如果达到这种知识的最大可能的确定性(Gewiheit)所遵循的方法已经确定，如果这一信念的本性已被清楚地认识到，那么，就必然不是各种意见和学术宗派永恒的变幻无常，而是对学术风格的一种不可改变的规定，来把思维着的大脑统一到同样的努力上，就像在自然科学中，牛顿的方法把物理学假设的无拘无束改变成为一种遵照经验和几何学的可靠程序一样。(2：27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现在，哲学奋斗的目标已明——寻求确然性，榜样也出现了——牛顿及其物理学，接下来的事情就看哲学家们如何行事了。

       康德之所以“就像在自然科学中，牛顿的方法把物理学假设的无拘无束改变成为一种遵照经验和几何学的可靠程序一样”来期许于形而上学，决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的结论。从1747年踏入学术之门到1762年撰写应征作品，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业已摸爬滚打了近乎15年。此时的康德已然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大学教师，他的课堂总是人满为患，有的课只能请自己的学生来带；他的书也十分畅销，《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为他赢得了“时髦作者”的美誉；虽比康德小4岁但已是教授和柏林科学院院士的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亨利·兰贝特(J.H.Lambert，1728-1777)主动提议想与他进行学术通信。康德此时的科学成就，尤其是他的“星云说”，已然使他能在人类自然科学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宇宙生成和发展的观念也因此与康德之名有了光荣关联。然而，我们在相关材料中发现，1762年前后的康德开始对“自然科学”进行集中而连续的反思，结果因某种“发现”而来了个“突转”，即从理论物理学家转而为形而上学家、由原来寻求和推广确然性的知识转而探询这些确然的科学知识之确然性和客观性的根源之类的第一哲学问题。从此，他以一个真正哲学家的面貌出现在思想史的殿堂。现在我们就转入对“应征作品”的考察，看看到底是什么“发现”带给康德以“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