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香港因为有殖民地的经历,在文化上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需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细加阐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文坛为内地作家所主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后,香港文坛呈现出左右对立的格局,其中现代主义文学另出一支,引领潮流。及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腾飞和本地青年一代的兴起,香港诗歌发生了转折。本文经由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原始报刊的挖掘和研究,梳理这一时候香港诗歌的不同走向。 20世纪50年代初最受欢迎的诗人是力匡。力匡是1949年后来港的南下作家,曾主编《人人文学》和《海澜》,50年代上半叶他曾在《星岛文学》《人人文学》《祖国周刊》《中国学生周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歌,风靡一时。从内容上看,力匡的诗的主题多去国还乡之感,直接涉及政治的不多。他的诗不去直接议论,而是运用意象,渲染心境。夏侯无忌曾在发表于《人人文学》上的给青年作者的文章中,列举了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又列举了力匡《寂寞》中的几句:“旅途中歇息于村舍客店,店伙端进了黯淡的油灯,正计算着未尽的旅程,窗外开始了连绵的秋雨。”认为郭沫若的诗是空洞的,而“力匡的诗的忧郁和感伤来得多么深切啊!”②不少当事人在回顾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香港文坛的时候,都谈及偶像诗人力匡。50年代初期,大量的移民来到香港,其中有很多文人和学生,他们对于力匡的诗作都有共鸣。与力匡相类,50年代诗坛较为流行的南来诗人还有徐速、赵滋蕃、徐訏、夏侯无忌、曹聚仁等,内容大体上也无非是流亡之音,形式上较为注重诗行的整齐与格律。 这种诗风逐渐引起了诗坛的不满。据《文艺新潮》的作者之一卢因回忆:“一九五四年后,《人人文学》带给香港文坛的高潮开始退却,诗人郑力匡掀起的风雨热闹,也跟着逐渐消散;尽管徐和曹聚仁仍拥有不少读者,记忆中,似无法满足像我这一类追求文学理想的、以宗教家事奉上帝的热情、转而事奉文学的年轻一代的渴求。当时我和昆南、王无邪、叶维廉、蔡炎培,已成了经常会面的文学知音。”③1956年,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面世。《文艺新潮》大量翻译引进存在主义思潮和欧美现代诗,同时与台湾现代诗坛密切合作,把香港现代主义诗歌推向了高峰。《文艺新潮》1959年停刊后,仍有《新思潮》(1959)、《香港时报·浅水湾》(1960)和《好望角》(1963)等刊的出现。香港的现代主义译介和实践差不多前后延续了10年,展现了诸多新的历史面向。不过,与台湾一样,香港现代主义流风所及,也出现了诗歌晦涩等负面效果。 20世纪70年代前后香港本地青年诗人的兴起,是从对于港台现代诗的反叛开始的。从历史脉络看,这种反叛最早可以追溯到《盘古》。古苍梧对于港台现代诗的批判,来源于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现。古苍梧在1967年从联合学院毕业后,与黄继持等人编选《现代中国诗选》及《中国新诗选》。通过编选中国现代诗,古苍梧发现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诗人早已经在现代诗方面有大量探索,而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诗没有继承到这一传统,却走上了晦涩的文字游戏的歧路。这一年,正是《盘古》开创的时候,古苍梧先是在《盘古》第3期发表了《下了五四半旗就得干》,批判余光中的《下五四的半旗》一文。接下来,他又在《盘古》第11期发表了《请走出文字的迷宫》一文。他将“创世记”的台柱诗人叶维廉和洛夫等人的诗,称为“沉溺于文学的游戏”,认为叶维廉轰动一时之作《降临》“除了不断的堆叠意象营造所谓‘伟大’‘磅礡’的气氛之外,我们实在读不出所以然来”。超现实主义诗人洛夫的诗“非但成了不可懂的东西,而且简直不可感。”其原因是,他们只是模仿了外国诗的概念和经验,但不是自己真的生命实感。引人注意的是,古苍梧引用了中国现代诗人刘西渭有关于需将字和生命合成一体的说法。他认为,港台现代诗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于中国现代诗的承传,“也许港台这两个小岛无法培育丰厚的人格与磅礴的诗情吧。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传统的中断。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人的努力的成果,实在有许多值得我们参考的,就可惜由于政治环境的变迁,使我们年轻一代的诗人无法接触到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因为有许多创造的桥梁和道路,还得重新建造。”他分别列举了何其芳《古城》、辛笛的《航》和罗大岗的《骨灰》,指出,这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人的作品,具有“相当成熟的技巧,而诗情的丰沛,却是今日的许多作品中体验不到的。”④ 从《盘古》第3期开始,出现了“风格诗页”。“风格诗页”大致上是一个同人诗歌群,曾有读者投书,反映“‘风格诗页’的园地不公开。”《盘古》1968年5月第13期“编后话”答复说:“‘诗页’之中较少新人诗作的出现,这是事实;但说园地不公开,却绝非实情。对于来稿的水准,‘诗页’的要求是较高的,相信这是关键之所在。”的确,“风格诗页”的作者大体是较为固定的,《盘古》对于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继承,对于港台现代诗的晦涩的抵制等,即为其共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