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2)01-0124-11 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公认的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上的经典。①周扬说：“这本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专家、教授们合作写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②作为首部国家级“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系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自1979年至1980年陆续出版以来，截至2002年的印量分别是“第1卷87万册，第2卷84.5万册，第3卷77.9万册”③。然而，在学科建设发展史上占有突出位置的唐弢版文学史，除去若干亲历者的数篇回忆文章外，能够回到它的生成语境中去探究各种不同力量参与文学史构造的有历史深度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④现有的讨论及学科评述又往往依据其正式的出版时间，将其置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重评”思潮中把握，但唐弢版文学史的主体内容特别是其前两卷主要编写于1961年至1964年。它的编写与出版之间存在一个有学术史意味的时间差，分列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学术语境。如何理解两者的断裂与连续、修改与继承、抗拒与化用等多重张力结构的纠缠是相当复杂且棘手的重要问题。 按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版前言，“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开始编写本书”⑤。这里言明的是作为高教部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时间，但早在1959年，唐弢负责《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动议已开启，只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一科研院所系统。1960年前后深入参与社科院序列文学史编写的樊骏表示：唐弢负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课题，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更高的规格”，“是文学所一项既定的、酝酿很久的研究项目”。⑥学界目前对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前史部分的探讨少之又少，现存的稀有研究又主要是依靠亲历者的回忆来钩沉史事。⑦可是亲历者的回忆由于各种可想见的原因尚无法直接作为可信的史料来立论。深描唐弢编史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揭开此前始终淹没在学科史叙述下的社科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机缘与顿挫，需撮缀诸篇，纵观通览，并广泛参证官方文件、档案材料、多位亲历者的回忆等，庶几可得其眉目。本文拟借鉴洪子诚《作为“当代事件”的文学史书写》的视野与方法，追溯唐弢最初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社会政治背景与各种因缘际会，“以加深对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与权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政治、人事脉络的了解”⑧。 一、科学院的文学史编纂谱系 1959年9月，筹划经年⑨，终于在何其芳的多方协调下，唐弢由上海作协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唐弢自称“五十年代末自沪调京，起意于郑西谛，而促成之者实何其芳”⑩。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红皮本《中国文学史》作为“第一部红色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1)引发的学生编史热潮也引来了周扬、邵荃麟、何其芳等文坛高层的冷思考。 据《文学研究所所志》，1959年3月，何其芳在所内传达周扬对文学研究所的指示“研究机关不能只抓普及，主要是提高”；4月中旬，周扬亲自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编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提高学术水平必须要有学术讨论”(12)；几乎同时，上级机关指定中国作协和文学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文学史问题”学术研讨会，集中讨论北大1955级红皮本文学史及师大中文系师生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中国文学讲稿》。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陆陆续续开了四次讨论会，会议由文学研究所实际负责人何其芳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轮流主持。有意味的是，6月5日，何其芳在所内传达周扬“反简单化的精神”，指出开国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中学术批判的缺点是“简单化”，宣称“不要把批判说得压倒一切”(13)。12天后，何其芳在“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笼统赞扬红皮本文学史后，长篇累牍、尖锐且全面地批评了其“简单化”的弊端，“不仅指向具体的论述，也涉及所依据的理论和论述方式”(14)。 虽然何其芳的发言一上来就谦称“我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我国的文学史”，但自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之初，就设有与“古典文学组”“文学理论组”等并立的“中国文学史组”，该组组长即由副所长何其芳兼任。发言的末尾，何其芳有感而发：“文学研究所也曾有过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计划。我们非常惭愧，由于计划的多次变动和其他许多工作上的缺点，至今尚未着手编写。但社会上迫切需要用新的观点写的中国文学史，我们是很知道的。”(15)他表态称，“热忱地盼望和预祝”高等学校编写的各种文学史通过认真的修改成为“较好的文学史”。这里暗含的话语逻辑是红皮本文学史在未经认真修改之前尚算不得“较好的文学史”。而何其芳发言的另一种弦外之音是“文学研究所也在编写文学史，他强调‘我们要搞学术性的’”(16)。 1959年春夏，当时尚未调入文学研究所的唐弢也在“文学史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发言。(17)唐弢说：在上海作协工作时，就想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像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那样，把许多作家合在一起谈，“按社团、流派来谈”，“有分析，有比较”；“刚到文学研究所时，何其芳同志正领导写中国文学史。那时曾经研究过文学史的写法。何其芳同志要我写一部现代文学史，与那部讲古代的中国文学史衔接”。(18)所谓“衔接”，既是时段的接续，也是理念的承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