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2)01-0041-10 DOI：10.16061/j.cnki.cn46-1076/c.2022.01.005 汪曾祺早期的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程度的纯文学特点，但是后期的文学语言具有更加独特的语言追求，这种语言追求潜含着汪曾祺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政治诉求。有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汪曾祺的语言特色和文学传统，并将其与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文学传统相联系，但是并没有将论述扩展到鲁迅乃至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也鲜有具体分析汪曾祺语言政治的论文。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汪曾祺文学语言政治的成因及其创作方法，梳理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与鲁迅、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从而更加清晰地理解汪曾祺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和现实意义。 一、《早春》的命运 以小说家、散文家著称的汪曾祺并不以诗出名，但是，汪曾祺一直在从事诗歌创作，早期主要创作新诗，后期主要创作旧诗。其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组诗《早春》不仅受到过批判，而且对他的人生和文学创作手法、风格产生了潜在影响。但这一点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1957年6月，经诗人徐迟编发，《诗刊》第6期刊发了汪曾祺的组诗《早春》，包括《彩旗》《杏花》《早春》《黄昏》《火车》五题。这组诗后来得到不少作家的肯定，据汪朗回忆，“二十年后，邓友梅到我们家串门闲聊时，对此仍称赞不已”①。邵燕祥也说：“1957年6月《诗刊》上他的短诗《早春》，在今天看也仍是上品。”②汪曾祺对这些诗作也持肯定态度，漓江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汪曾祺亲自编选的《汪曾祺自选集》，就收入了《早春》(五首)。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组诗《早春》却成了汪曾祺历经波折的一个原因。 由于不知道《早春》已经发表并引起过风波，2008年，黄裳在一篇文章中说，《早春》一题“读来使人出惊。不知这些诗是否曾发表过，这是典型的‘朦胧诗’，如先为评家所见，无情棍棒怕不是落在杜运燮头上了”③。黄裳此处的“无情棍棒”指的是，杜运燮因发表《秋》而被批评。批评者认为，杜运燮“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姑且名之为‘朦胧体’”。④其实，对于杜运燮而言，这并不是第一次受到黄裳所谓的“无情棍棒”，因为早在1958年杜运燮就遭受过“无情棍棒”。当时，汪曾祺也是被批判对象之一。在《读者对去年本刊部分作品的意见》一文中，有读者对杜运燮在《诗刊》1957年第5期上发表的《解冻》一诗大加批判：“其意不外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和摧毁社会主义事业，而‘解冻’就成了他们这种行动概括的术语”，并认为《解冻》一诗，“充分地表现了作者对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歪曲和对过去全盘否定的态度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汪曾祺也受到了批判，有的读者读了《早春》“感到是一种苦恼”，有的读者则“感到茫然、无法理解”。读者认为，汪曾祺的《早春》“是一篇非常恶劣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对新中国春天的阴暗情绪”，“所看到的只是对新中国春天景物(彩旗、杏花、黄昏、火车)一句句哀伤的灰色紊乱的调子”，“作者写这样的诗，只是叫几个人玩赏，做做无聊的游戏”⑤。相比杜运燮所受到的狂风暴雨式的批判，汪曾祺受到的批判算是温和了许多。其实，汪曾祺的组诗《早春》也受到过严厉的批判。早在1958年夏，该组诗就受到了汪曾祺当时所在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批判，并上升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据汪曾祺回忆，有一位编过几本明清歌曲选和竹枝词一类书的诗人批判道：“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到了什么程度?”⑥其实，在此之前的1957年10月，因为《惶惑》被视为“右派”言论，汪曾祺已经受到了批判。至1958年夏，《早春》和《仇恨·轻蔑·自豪——读“义和团的传说故事”札记》被当作汪曾祺公开发表作品中的反党罪证，与《惶惑》一起遭受反复批判。最终，汪曾祺在1958年夏被定为一般“右派”，撤销职务，下放农村劳动，工资连降三级，从180元减到105元。⑦ 在1958年第4期《诗刊》上刊发的《工人谈诗》中，有工人写道：“艰深、晦涩的诗，需要捉摸半天才能理解的诗，对于我们不合适的。听，自然是无法听懂；即使读，也必须把它当作谜语看待。或者，头也累得痛了，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发表在贵刊的一首‘早春’(汪曾祺作)诗，老实说，我们不喜欢它。这样的诗，只是给少数人读的。它会有什么生命呢?”(《鞍钢计器车间工人》王维洲)在20世纪50年代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读者确实难以接受和理解《早春》这样的诗。即使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首诗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确实是“给少数人读的”。在同期《诗刊》中，邵荃麟《门外谈诗》分析了这一现象：“现在有些诗，群众不懂，当然也存在着文化水平的问题，但更多的情况，是诗人在写诗时，并没有考虑为什么人服务。”当时写作要为工农群众服务，而汪曾祺的诗，正如黄裳所说：“读来使人出惊”⑧，恐怕并不适合当时群众的阅读口味。 虽然黄裳认为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蕴涵着一种“诗”的终极精神，以及汪曾祺后来也自称：“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⑨，但是汪曾祺早期的创作风格并不是“通俗”，而是相当“现代”。汪曾祺《早春》的写法就与他早年的创作倾向有很大关系。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汪曾祺接受了包括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影响，并且倾心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汪曾祺曾回忆道：“我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搞创作，是从写诗起步的。一开始总喜欢追求新奇的、抽象的、晦涩的意境，有点‘朦胧’。我们的同学中有人称我为‘写那种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⑩其实，从诗学角度而言，《诗刊》中的读者批评就是认为汪诗“晦涩”。从汪曾祺的自述来看，“晦涩”恰恰是其这一时期创作所追求的风格。这也恰恰是现代诗的一种特质。这种“晦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已经非常少见，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诗坛却并不少见。袁可嘉在《新诗的戏剧化》中就专门解释了“晦涩”，其指出“晦涩”是西方现代诗的核心特质之一，并且“晦涩”不能作为诗歌的批评标准，“它不足以成为好诗的标记，也不是予诗恶评的根据”，“晦涩(Obscurity)常常来自诗人想像的本质，属于结构的意义多于表现的方法，是内在的而非外铄的”，“晦涩的特点在半透明或‘不明’”，“是想像的，结构的”。(11)按照袁可嘉的观念，“晦涩”来自诗人的想象，是内在于诗人的。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在一次发言中也说：“所谓‘创作自由’，我以为就是虚构的自由，想象的自由”(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