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丁玲遭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并被押解到南京。软禁三年后，1936年9月，在冯雪峰的安排下，丁玲由南京逃到上海，随后离开上海经由西安转赴陕北。同年11月，丁玲到达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保安。从1933年丁玲被捕起，有关丁玲“变节”“转向”的谣言便开始流传。1936年丁玲到延安后，即有人对她的南京经历提出质疑。南京三年的经历成为丁玲一生都绕不开的历史问题。她非同寻常的存活经验始终难以被纳入强调“忠烈”的革命话语之中，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失贞”的问题常常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坎”。 延续了“反右”运动中论者对小说人物贞贞与丁玲历史问题之互文性的关注，日本学者高畠穰在《丁玲转向考》中认为，丁玲创作于1937年8月的独幕剧《重逢》“是丁玲三年监禁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揭示了活着的人们内在的危机的秘密。换句话说，在自己的心中建起一道深渊，并与其相对峙，作家一面凝视着它，一面写出了不放弃正义而试图生存下去的精神的轨迹。丁玲撰写这部作品，也许免去了试图转向或已经转向的人们的或多或少必须背负的腐蚀作用”①。蓝棣之也曾在丁玲及其创作的人物之关系上做过精彩的症候式分析。他认为，在1958年《文艺报》组织的“再批判”中被认为是“毒草”的一批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是丁玲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②。 本文即是在上述层面展开的尝试。在《松子》《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中，都隐含了对“失贞”现象的共性叙事。这是作者丁玲在创作时挥之不去的个人历史问题，也是小说人物在故事中面临的困境。“现实”与“幻象”的同构使得这些文本具有高度的症候性。在不同时期对“失贞”问题的镜像式书写中，我们可以发现丁玲在强调“忠烈”的革命话语面前所进行的自我辩白、自我证成和自我斗争。 一、难以言说的“渣滓” 短篇小说《松子》写于1936年3月，发表在1936年4月《大公报·文艺》第130期，初收《意外集》。本文集收录了作者被囚后写就的五篇文章，对此，丁玲在不同场合下有不同的解释。1936年10月到达西安后，丁玲在《〈意外集〉自序》中表示，这几篇文章是在“极不安和极焦躁中”勉强写成的，“简直不愿看第二次”，“汇集起来不过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纪念”。《松子》“是那末充满着一片阴暗的气氛”。《意外集》“不是一个好的收获，却无疑的只是一点意外的渣滓”③。多年以后，在1980年给赵家璧的复信中，丁玲却说“我对于那几篇文章没有什么感情”，一再强调“完全是为了稿费勉强凑成的”，并且将《松子》和《团聚》归入《奔》的创作路径之中④。两相对照，丁玲在1980年的说法淡化了《意外集》与她创作时的情感共鸣。 有趣的是，在1936年5月致叶圣陶的信中，丁玲的说法与上述又有所不同，《松子》的写作之于丁玲有积极主动的意义：“我什么都不愿意说，不希望向任何人解释，只愿时间快点过去，历史证明我并非一个有罪的人就够了。三年过去了，我隔绝着一切，我用力冷静我自己，然而不知为什么却又忍不住给《文艺》写了那一点小东西(即《松子》——引者注)。而且还在预备写下去，你不以为我写得太早了或者太迟了吗?”⑤此处丁玲对《松子》的说法显然不是1936年10月宣称的“勉强”写成，更不是1980年所说的“没有什么感情”，恰恰相反，丁玲其实对《松子》的创作有“忍不住”的感情。1984年7月完稿的回忆录《魍魉世界》中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我反复思忖，如果我不放出信息，我自己不主动，党怎能知道我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等着她的援救呢?我想，第一步便是要写文章。我本来是写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过自己的文章，发出信号。”⑥到写作《魍魉世界》之时，丁玲口中《松子》的创作动机更加具体了——这是向党发出的求救信号。1936年萧乾收到《松子》后的反应也可佐证上述“言志”的说法。在和鲁迅的谈话中，萧乾以《松子》为证据，不同意鲁迅认为丁玲“完了”的看法，认为《松子》“毫不含糊地表明，她的思想并没改变”⑦。 自从1936年年初收入《意外集》之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丁玲没有将《松子》编入自己的任何一个选本。直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丁玲小说选》之时，曾经的“渣滓”和“充满着一片阴暗的气氛”的《松子》以“还是沿着小说《奔》的道路前进”⑧的理由被编入。事实上，《松子》和丁玲在“左联”前期以《水》《奔》为代表的“政治化”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小说中阶级斗争的设定并不典型：松子偷西瓜偷的不是地主恶霸家的；松子并未遭到地主恶霸及其走狗的欺凌，却险些被同为无产者的打铁学徒强奸⑨。 丁玲的丈夫陈明曾明确谈到《意外集》之于丁玲个人遭遇的独特含义：“限于当时的处境，《意外集》中的各篇可能都不是佳作。但在那特殊情况下，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值得深挖，并和她前后的作品相联系、比较，这也是研究丁玲作品、创作道路的一个方面。”⑩有研究者注意到《松子》的关注点“不再是以理性化的分析去鼓吹阶级斗争、传达意识形态说教，而是‘人’的生存困境本身”(11)。某种意义上，《松子》反映的更是丁玲自身的生存困境。 小说讲述了一个“流丐”家庭中小男孩松子的“罪与罚”的故事：松子因为饥饿去偷西瓜吃而一时没有照顾好妹妹，结果妹妹小三子走上岔路被狼吃掉。自己也没偷成瓜，在瓜地里反而差点被打铁的黑小子强奸。当受尽屈辱的松子忍着痛即将回到家时，却因听见父母的厉声责难，害怕父母的暴力而不敢现身，最终悄然没入无止境的黑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