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家 伯克在早年的一篇重要著作《英国历史短论》（1757年）中，明确提出了“欧洲国家“（the state of Europe）的概念〔1〕。他把英国历史置于“欧洲国家”生成和发展的广阔背景之中，使它成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这样，伯克也就阐述了他的欧洲观。 伯克认为，在欧洲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欧洲诸国在不同程度上经由相似的社会形态演进，它们“逐渐成为自由的了，并通过宗派纷争和无政府的中间阶段而变成正规的国家。由此兴起了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锡耶纳和比萨以及其他几个共和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所有王国都是以几乎一样的方式被统治的，从中形成了他们居民在风俗上的雷同”〔2〕。伯克明确指出， 欧洲的所有国家都经由罗马法、基督教道德和日耳曼的风俗习惯的融合演进而来，而这一国家的集合体就组成了“欧洲国家”（the Common-wealth of Europe）， 它是经过几个世纪缓慢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实际上，伯克是从文明形态来看待“欧洲国家”的，他把上述在欧洲不同地方以各种方式结合起来的诸历史因素作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基础，它们为欧洲文明的价值体系提供了道德、思想、法律和社会的准则〔3〕。 40年后，伯克在平生最后一篇重要著作《论轼君和平的信札》（1796—1797年）中，又集中阐述了和《英国历史短论》中相同的欧洲观。他把欧洲描述为“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指出了“欧洲许多国家”之间统一性的历史根源。关于这一论点，他的下面一段话十分重要，值得全文摘录。他说： 必须从遍布欧洲的宗教、法律和风俗的类同中寻找其原因。在本质上，这些都是一样的。公法的作者们常称这一国家的集合为一个国家。他们是有道理的。它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具有普通法的共同基础，以及地方习俗和地区建制的一些多样性。欧洲诸国具有同样的基督教，其主要部分是相同的，只在仪式和隶属的教条上有一点不同。欧洲各国的整个政体和经济发端于同样的来源。它来自日耳曼人或哥特人的古老习惯法；来自必被认为源于习惯法的封建制度；而且整个被罗马法的体系和准则所改善和吸收。从此在各个欧洲国家产生了几个社会等级，拥有或没有君主（它被称为封国）；这种封国的强大踪迹在君主制统治的地方也从未完全绝迹或湮没于专制主义之中。在少数几个地方，君主制被推翻，但欧洲君主制的精神仍得以保留下来。那些国家——封国组成的国家——仍在继续，就是说国家的阶级、等级以及社会差别恰如以前所存在的一样，或大体如此。事实上，被称为封国的这种体制的力量和形式在那些共和国比在君主制下更为完善地继续下去。从所有这些来源中产生了一种风俗和教育的制度，它们在地球这一部分的一切地方都是大体相同的，它们软化、混合并谐和了全体的色彩。不论是人文、科学或更为自由和精致的种种学问，教育他们年轻人的大学的形式没有什么不同。在这种交往方式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类同中，无论哪个欧洲公民在它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完全是个流亡者。没有什么事情比一种令人愉悦的多样性更能调节和指导灵魂，丰富想象，并净化心灵的了。当一个人为了健康、娱乐、商务或迫不得已而从他自己的国家外出旅行或居住时，他从不会感到自己完全是外国人。〔4〕 把欧洲国际社会称为“欧洲国家”，或作为一个国家的集合看待，乃因为欧洲超越地理疆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欧洲各国在宗教、法律、政治体制、风俗习惯和文化教育诸方面的类同。在发掘欧洲的共性时，伯克特别强调基督教， 他经常使用中世纪的术语“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来指欧洲。在《信札》中，诸如“基督教欧洲的国家”、“伟大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欧洲”一类的用辞屡见不鲜。把欧洲新的政治实体和基督教世界这一旧的文化观念混同起来，反映了伯克的欧洲观与中古主义（medievalism）紧密关联。 当基督教文明成为遍及欧洲的社会意识形态时，欧洲才第一次以其全部的文化、社会和地理意义出现在世界上。实事上，伯克的欧洲共性皆源自融进希腊罗马文明的基督教文明降及近代早期的欧洲历史发展。它们是历史地生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为它们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最坚实、持久的基础。“欧洲国家”就好比是从欧洲历史的沃壤中长成的一棵大树。 同时，伯克虽强调了“欧洲国家”的同一性，但也没有忽略欧洲的多样性。每一种同一性都以多样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同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所以伯克只是说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就触及并且恰当地把握住了“欧洲观念”演进中的关键问题：同一性中有多样性，多样性中有同一性〔5〕。欧洲既是文明和文化的欧洲，又是民族国家的欧洲，它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与政治内涵统一在“欧洲国家”之中。 伯克的“欧洲国家”既是内向的，又是外向的；既是消极的，又是积极的。当整体的欧洲出现在欧洲和世界上时，它必然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伯克站在欧洲的角度回应了他那个时代的诸多重大问题，他对“欧洲国家”的历史溯源，对欧洲特性的理解，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和前提。 非欧洲世界 对欧洲自身的确认既来自历史的回顾，也来自对非欧洲世界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伯克确认欧洲的历史主义取向也影响和决定了他对非欧洲世界的认识和立场。 18世纪是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时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欧洲人发展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对非欧洲世界的认识加深了他们对欧洲自身的体认。他们明确意识到了使欧洲人类同、统一起来的那些文明因素，而且在对非欧洲世界的观念照映下这些因素的份量加重了：欧洲是文明的、进步的，走在世界的前列。较之先进的欧洲，在理性和进步的精神准则衡量下，非欧洲世界遂显示出落后、野蛮乃至残酷的一面。这是当时的欧洲人从探险家、行旅作家到许多思想家等对非欧洲世界的普遍看法——连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这样对文明生成的自然、社会和历史因素有着广泛深刻认识的思想大师都未能避免。显然，这种欧洲优越感，以及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世界观，对当时英、法等国的全球性贸易和殖民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