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22)01-0158-08 DOI：10.19563/j.cnki.sdzs.2022.01.015 中国的小说、戏曲有歌颂民族英雄的优良传统，有礼赞清官的新腔老调，可是对知识分子却相对要冷淡得多。一部《儒林外史》脍炙人口，当然是由于它的高超的艺术，但对士人的讽刺也是达到了顶峰。它也有自己的楷模，那就是像王冕这样避世的人，即所谓清流，超然物外，清白自许。在这纷乱的世界中，此种隐逸态度虽也独善其身，但对社会缺乏一种责任感，也不可能成为时代推进的动力。 一、“功成不居”与“刚正不阿”的亮色 可是，在现代通俗小说中倒很有些光辉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从生活的直感出发，甚至从生活的原形出发，信服地写出了几个令人敬仰的知识分子。我们往往将有的作者不懂阶级分析看成是作者世界观的一种局限，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请想一想，如果鲁迅在前期就懂得阶级分析，他就决不会去写阿Q是未庄的一个雇农。那么中国小说的典型形象画廊中就没有了阿Q这一人物。同样，这些现代通俗作家站在光辉的知识分子面前，不会去吹毛求疵地分析他们的“两面性”与“三面性”之类，而是秉笔直书。 通俗作家姚鹓雏早年曾是京师大学(北京大学前身)的高材生，与林庚白有“太学二子”之目，辛亥革命时期就从事新闻工作，后虽转入政界，但从政之余，还是在几所有名的高等学府兼任教职。他对知识分子的了解是非同一般的，特别是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为人为文乃至掌故轶闻颇为关注。在他的笔下，就有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社会小说《恨海孤舟记》(1915)和《龙套人语》(1929)中有着众多的时流名士。 在《龙套人语》中他以乡先贤、松江名士杨了公(在小说中名尹几园)为模型，塑造了一位颇有亮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尹几园既是一位仗义疏财的富户，又是松江城里的一位很有学问的“狂士”。他家境优厚，无志功名，一心办地方公益。姚鹓雏是通过几个真实的故事一下子使读者与人物贴近了。当时江苏省松江县城(现属上海市)里有一个大火药库，如果一旦失慎而爆炸，就会危及这个小城一城百姓的身家性命。尹几园一再为民请命，向提督知府提出搬迁至城外荒无人迹处去。可是提督知府一再以“没有钱”三个字来搪塞推托。这样的官吏昏庸已经达到了极致。他们非但不顾老百姓的生命安危，就连自己的乌纱帽也置之度外了。因为一旦爆炸，人民虽然遭殃，他们自己即使不遭横死，那乌纱帽也是保不住的。上面要平民愤，就得拿他们的塞责来开刀。但他们的推委也留给尹几园一条后路——一个很大的活动空间：只要有钱，这火药库的迁移还是能够实现的。这位轻财仗义的富户为救一城百姓，防患于未然，决心以募捐来解决这一难题。在通俗小说中常写一种“善棍”，这些人的职业就是打着行善的招牌，募捐以中饱私囊，却又为自己博取“大善士”的美名。这种“善棍”做得有了名望，每逢某省受了特大水旱灾，是要发大财的。一方面以救灾为名，到处捐募敛钱，又拿其中的极小部分到灾区去赈灾。每到一处，作福作威，连当地的官员也敬若神明，因为一旦他们上告，地方官吏将会受到大处分。在通俗小说中写这种“善棍”也是令人发指的。可是在《龙套人语》中，却真正写出了一个“大善士”，写了一个“损己利人”的知识分子。尹几园为拯民于水火，自己先拿出三千元，以表示诚意与决心，同时也以此来堵住想一毛不拔的士绅种种借口。以这三千元打底，到各富绅家去善言劝募，好不容易集腋成裘，凑满了上万款项，将这个火药库迁到了城外荒僻地段。尹几园真可谓一时义声遍于乡里，可是在其他富户眼里，他却是个叛逆。因为就迁移火药库一事来说，还是情有可原的。你尹几园“怕死”，其他被劝说而捐募的富户也是怕死的，损失几个钱也就算了。但尹几园的“损己利人”，并不到此为止。他还关注贫民百姓的疾苦：“他曾因农民担负田租业主征取过苛这个问题，发起过一个佃户会，召集佃农，商量减纳，几乎激起风潮。”①在其他富户看来他简直是“吃里爬外”的掘墓人了。 以上这个情节，已有许多新潮成分了。但作家姚鹓雏还着重写此人的“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特征。在辛亥革命时期，民军即将要入城前，尹几园独自跑上城楼，竖起了两面白旗，顿时将龙旗打倒。再加上其他诸因素，总之，“革命军也不费一矢，能成大功”②。光复了松江县城。“几园以一介书生，竟能高揭白帜”③，一时传为美谈。光复之后，他又“功成不居”，仍旧做他的诗，参他的禅，散他的财，不失书生本色。尹几园还在地方文化事业上舍得花钱。他看到松江虽有中学与师范，但只收男生，没有一个女子求学的场所，就捐款办起了“慕彤”女子学校，开松江风气之先，还自任国文教员。有的满脑封建思想的人却认为这是伤风败俗，“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他们不二的信条；但最主要的富户们怨恨他的仗义散财衬托出他们的守财奴的本色。这“一散一守，相形之下，他做了个轻财仗义的侠士，岂不是其他富户尽做了嗜利忘义的钱虏?你想那班人心里，岂有不恨”④。尹几园散财的结果是家财告罄，还负债不少。可是他又办了一个孤儿院，那是只能靠他的卖文鬻字的收入来充孤儿院的用度。这样的事迹是有真人真事作为依托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为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可是在解放后，我们对尹几园的原型杨了公是讳莫如深的，50年代初，一部表扬武训的电影，找来无尽的麻烦。全国一阵昃风狂飚，谁还敢去提起这个杨了公呢?也根本想不到在1929年出版过一部名叫《龙套人语》的小说中，竟有这么许多知识分子为社会添了几许“亮色”。 政府的官员一般总要有文化的人做的，也就是说，官是要由知识分子来做的。可是进了官场，知识分子得去掉书生气。如果不肯同流合污，还是保留书生本色，那总会显得不合时宜，在场合中总会显得格格不入。即使你是一位干员，也是终究要被排斥的。《龙套人语》第十六回中的孙思礼(子才)就是这样的一位官员。 孙思礼平息浙江省萧山县(现属杭州市)教案一事，是令人钦佩不已的。“那时外国人初到内地传教，民教冲突之事，非常之多”。⑤这样的问题往往是极为复杂的。这里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问题，有普通外国传教士传布宗教的自由问题，有官员的恐洋症问题，有少数民族败类，做了教徒依仗洋人势力、欺侮同胞的问题，也有贪小之徒“吃教”的问题，还加上中国乡民自卫心理的问题，也有愚民政策下的排外主义和聚众闹事等问题。萧山教案的严重性在于“乡民乱纷纷，足有五六千人，手拿着锄头扁担、劈柴刀斧之属，正在呼号叫骂，要焚尽全县教堂，杀尽全县教民”⑥。声势汹涌，聚众闹事。这个场面是很难收拾的。乡民不散，官府要镇压；镇压一旦失控，全县将受巨大的损失；洋人被杀，就会引起国际纠纷；教民被戮，将良莠同焚。总之这种局面到了一触即发、难于驾驭的边缘。官府却只有用兵屠杀的老套路，听到孙子才愿去平息纷争，就问他要带多少兵勇。孙子才认为此种局面，一带兵勇易于双方对峙。他愿不带一兵一卒，只带两个亲随前去抚平百姓的怒火。他也不入城，而是在路边饭店里卸下行装，叫亲随去找两根长竹竿，每竿上扎一方白布，制成两面旗子，亲笔题写上“奉谕来办教案”“诚心救我萧民”⑦十二个大字。叫亲随一人一面旗子，掮到乡民集中的小山头上。他有一篇慷慨淋漓的即席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