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先生是著名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教育家，也是笔者的授业恩师。从2013年至今，曾两次参与严老师的学术思想研讨会议，却都没发言和写文章，一是因为千头万绪，不知从哪里说起；二是因为千言万语，不知说什么才好。关于他的治学精神，现成的概括当然很多，比如一种说法是：北大的五四精神，落实到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民主”就表现为谢冕老师，“科学”则由严家炎老师代表。现在会议落幕，打开崭新的《严家炎全集》翻看，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勇说的一句话：严老师的著作不只属于他个人，而且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全体同人，是我们业内的公共财富和共识。也想到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术代表之一，除了大家都讲的科学、严谨、求真、求实这些较笼统的概括，严老师的治学精神究竟有哪些?较之个性鲜明、魅力十足的王瑶、唐弢、李何林、任访秋等第一代学者，其治学内容和方法究竟有哪些异同?它与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学术关系如何?我想，凡事总须研究，凡研究总得建模，需要建立坐标，在关系中厘定其价值和意义，否则游谈无根，无法中肯。所以本文愿聚焦于三个问题，期望借这三个问题的回答，能对严老师的治学精神和风格有所确定。这三个问题涉及文学研究的普遍价值和原则，也涉及具体的研究方法，为：一、文学研究是该偏于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怎样才最好?二、文学史研究该如何取舍美学原则和历史原则?三、对文学研究的学术体制，是以“立”为本还是“破”字当头?应该如何建构并寻求突破?我觉得严老师的治学内容、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就是建立在对这三个问题的个性解答之上。 一、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 这个问题是在2011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严老师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术讨论会上，由黄子平兄提出来的。黄子平是当代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也是华文世界里有世界影响的文学教授，他退休后被聘到母校教现当代文学，感受到北大中文系注重文学史的学术传统的无形压力。我听他在多个场合吐槽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太重视文学史而忽视文学批评，他甚至认为，文学史也只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文学批评显然是比文学史更基本、更直接、更内切于文学。我非常理解黄子平的抱怨，在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建制里，文学史确实比文学批评更基本、更直接、更内切于大学人文研究的体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每本文学理论教科书都对二者各自定义、区别，说明这是两个在文学研究体制内不同，在文学研究体制外却常被混同的门类。文学批评重在对作家作品的意义进行发现和评价，离文学创作更近；文学史则介于文学与历史之间，重在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其社会、文化、历史等关系的考察，试图对文学发展的历史内容做出记录，对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进行总结。这确实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在课堂上，曾听陈贻焮先生嘲笑一些学者对文学作品不具艺术判断力，分不清作品的好坏，但他们对文学的外部关系、对文学生产和流传历史的研究，却又十分杰出。在文学研究中，确实存在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如何选择的问题。 黄子平吐槽的意义，我以为是针对当今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一些问题的。当今学术建制完整且阵容强大，经由文学史研究规训的新生力量一代代涌现，学位论文套路和教科书思维大有一统文学研究江湖之势。而且在北大，和全国大部分院校不同，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各自为阵，在体制上就自然形成某种分野。最关键者，是在文学史研究“杀死”文学之外，即使当代文学批评本身，也丧失文学批评的真精神——文学精神和批评精神两者皆失，甚至连起码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诚实判断都难做到。而严家炎老师的工作，对于纠正此两弊，我觉得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严老师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都要，二者不是相异相敌，而是相辅相成、取长补短、分工合作——这是严老师学术气象的构成要件之一。严老师青年时期受刘雪苇等文学启蒙，尝试过土改题材的小说创作，入北大后追随杨晦先生等治文艺理论，留校后却改治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久即以《创业史》评论蜚声文坛，同时以对“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小说的研究入选教育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教材的撰写——所有这些，都说明他是带着文学从业者的全套武艺，即从创作到理论、到批评、到文学史的万千锤炼来施展拳脚的。“十七年”和“文革”两个时期，今天看来无论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研究，都是政治主导，能够留点经得起时间淘汰的成果极为不易，但严老师关于《创业史》的评论、关于“五四”新文化领导权和“五四”小说的论断，自立论起至今屹立不倒，不能不说与其对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坚持以文学为目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兼取、美感经验和理论分析并重的特质有关。以今天饱受赞誉的《创业史》评论为例，当年严老师承受的，其实并非一团和气的肯定，说好点是“三分鼓励，七分批评”吧。开始两篇《〈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①当然是得到邵荃麟和《创业史》作者柳青等赞许的，但另外两篇《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②讨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的论文，就基本作为“反方教材”而存在了：不仅柳青自己反对严老师的观点③，周边同事——如同为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的张钟老师，也著文商榷。记得翻阅当年那些压顶的论争文章，颇有点心惊肉跳之感。严老师“横站”在《创业史》评论战场“独战群儒”的勇气和气度，由于对小说文本解读贴切，对小说所反映社会生活认识深刻，对小说人物塑造之得失评判真挚精微、忠于内心感受，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文学远景的理解成熟老练，因此在文学与政治的两难之间，在理想教条和固执现实的拔河之际，具有了坚实的“钢筋铁骨”的支撑，使其“着眼于艺术而又饱含着思想的小说评论”，能够洞穿历史的妖风迷雾，耀然出于光明顶上。我上大学时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是由张钟、洪子诚、赵祖谟、佘树森四位老师合著的《当代文学概观》，我看其中对《创业史》的评价，作为“不易之论”，基本照搬了严老师《创业史》系列评论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严老师笔下，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是可以统一的。二者二而一，一而二；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也是在昭示，文学研究的本质在综合而非分裂，在多样性而非纯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