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集》于1981年出版后，学界开始研究其诗人诗作的流派特色。起初是基于创作风格的挖掘和追认，后又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的文章活动，研究者们致力于为“九叶”诗人树立流派形象，赋予其“九叶诗派”或“中国新诗派”之名①。研究者们发现越是整一地概括流派总体特征，“九叶”诗人的个体诗作风格就越是被遮蔽起来，故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大流派”范式开始被打破，“九叶”被分解为“西南联大诗人群”和“上海诗人群”②，关于“九叶”诗人的个体诗学研究也逐渐铺开，以穆旦的研究最热。 但这些因默认了诗人诗作的经典性地位而产生的鉴赏性阐释研究，和将“九叶”视为“流派”并在诗作中寻找流派证据的循环论证一样，可能有着落入本质主义进而阻滞研究的风险。因此，后来的研究者对于流派命名的考量更为审慎，以至于提出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九叶诗派”这一诗歌流派的说法③。但这一说法可能也会忽略如下事实：20世纪80年代是《九叶集》出版并得到经典化的关键节点，后来的研究者无论是积极地支持关于“九叶”的流派观点，还是对是否存在“九叶”这样一个流派提出质疑，两种声音所依据的史实，都离不开这一诗人群体在80年代围绕《九叶集》集结出版这一事件的自我指认，尤其是确认自身的诗作究竟属于“现实主义”还是“现代派”这一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事件论是在弥合美学与史学、文学与社会、文本与实践二元对立的文艺美学观念演替中形成的，强调文艺活动的历史性和‘具身性’的观念方法。”④受此启发，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事件论”的角度，对1981年《九叶集》的出版以及诗人们围绕诗集展开的自我指认展开探讨，揭示出诗人群体及其言说在历史现场中的复杂关联，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流派美学特征的循环论证。而相比过往围绕“纯文学”文本展开的鉴赏性阐释，《九叶集》诗人在80年代的书信、书话、序跋，以及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等具有“历史价值”并且“一直处在文学现场”⑤的“杂文学”文本，是能够有效帮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诗作周边文本。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辨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九叶集》出版前后，诗人们经历了一种自我认同和学界认同的过程。在这些文本中体现的自我指认策略，帮助他们建立起后来文学界认可的“流派角色”。 一、诗作分类：重塑20世纪40年代集体角色 在《九叶集》出版前的四十多年间，诗人们面对的是“过去，没有人敢提到我们，我们也不能自己来申诉”⑥的环境，诗人们如想要在20世纪80年代重回文坛，必须首先清理自40年代延续下来的文学争议。筹划出版《九叶集》，正是他们为自己40年代的诗歌创作寻求合法性的一次机会。他们在诗作周边文本中体现的“诗作分类”策略，初步塑造了20世纪40年代诗人的集体角色。 在40年代，当时处于创作高峰期却尚未集结成派的《九叶集》诗人们经受了较多非议和磨难。例如《泥土》《新诗潮》等左翼刊物给他们的创作戴上了“颓废主义的毒花”⑦“自由主义”“第三路线”⑧等帽子，原本“兼收并蓄”刊发他们作品的平台——《诗创造》也收回了四位“九叶”诗人的编辑权限，不再接受带有“现代派”色彩的作品发表。后来由几位诗人联合创办的《中国新诗》杂志虽然质量颇高，但仅仅半年就被国民党特务查封停刊。也因为这种种历史原因，在1949年后的数十载里，用诗人唐祈的话来说，“四十年代曾经出现过的那么多的诗人、诗刊、诗作，统统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在新文学史、新诗选、诗歌理论的任何一页一行当中”⑨。有研究者指出，左翼话语对西南联大诗群和原《诗创造》作者的打击，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九叶”诗群40年代的早期“凝成”⑩。在80年代，这些早期承受的非议和磨难，以及原初的“凝成”力量也都成为了《九叶集》诗人复出的缘由和动力。 诗人诗作的复出，伴随着的是自我认同和学界认同重新建立的过程，对《九叶集》诗人来说，首要的是进行诗作分类。这与社会认同理论中提到的“社会分类”的心理过程相仿，即“主动地在重要维度上夸大不同类别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将同一类别中个体的差异最小化”(11)。在诗集出版前，《九叶集》诗人就有意无意地展现出引导学界主动关注40年代国统区诗作的发言倾向。以唐祈在1980年4月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上的演讲为例，这是本次诗歌讨论会上唯一一篇在题目中突出“四十年代”字眼，为国统区诗人尤其是40年代后期在《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两个刊物上发表诗歌的诗人正名的发言。唐祈以《四十年代诗歌纵谈》为题，明确指出“四十年代新诗在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是一页空白”(12)，国统区诗歌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从而消失了自己的声音，诗人甚至因诗获罪。他还认为，50年代的中国新诗选中只有臧克家和袁水拍的40年代诗歌得以入选，对其他大量来自国统区的诗人和创作略而不论，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13)。这样的“正名”比后来指认这两个刊物为“九叶”的流派刊物的众多研究都要早。正是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14)的时候，《九叶集》诗人率先为自己的出场主动发声。在最新修订的《唐祈年谱》(15)中，我们也能看到，唐祈曾在1979年给郑敏写信，约“九叶”诸诗人在曹辛之家见面筹划诗集出版和定名事宜，以及1981年与西北民族学院同仁尝试恢复出版《中国新诗》等往事。这体现出诗人们在《九叶集》出版前所付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