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首先要对题目做些解释。题目可以分拆成三个部分：一是“中国当代文学”、二是表示方位的“中的”、还有是“世界文学”。目前，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多种的看法，包括开端、下限、性质、分期等。各种观点所依据的理念、视角不同，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可能在这里讨论。我只能交代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的理解。避繁就简说，这里说的“当代文学”，时间上指的是1949年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性质上，它的“主导形态”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形态。因此，这个时期的台港澳文学就不包括在内。毫无疑问，台港澳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它们与大陆文学性质不同，今天的讨论难以纳入。题目的第二个部分是“中的”，这个方位词提出的问题是，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如何吸纳、借鉴各种思想艺术资源，包括外国文学。“中的”在这里有“内化”的意思。这样，题目第三部分的“世界文学”，自然就不是原来的世界文学，而是为当代文学“处理”过的。这个处理，包括移植、挪用、吸纳、改写等等。 1954年的一份书目 这个题目很大，几乎可以开设一个学期的课。在两个钟点的时间里讨论，即使是概略性的描述也不容易。这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我在读材料的过程中，发现1954年《文艺学习》第5期刊登一份书目，或许可以成为有效的入口。它的名字是《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为什么说这个书目对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有效的?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发布这个书目的《文艺学习》编辑部在“关于本书目的几点说明”中说，它是“专供文艺工作同志学习用的”，“以便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自修而开列”；也就是说，它主要不是面对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而是针对影响当代文学走向的从事创作、批评实践的作家、批评家。第二，虽然是以刊物编辑部的名义发布，其实在1954年7月17日，书目经过中国作协主席团第7次会议讨论通过，也就是说有权威性，不是个人或一份杂志开列的书单。我们知道“当代文学”是国家文学，借用现在的一个说法，有一种“顶层设计”，文学形态，文学生产的制度、开展方式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规划；书目的制订、提出，反映了文学界高层有关文学发展需要吸纳、改造的文化资源方面的预设。第三，它出现在当代文学的初期，为我们观察后来发生的变化提供初始的依据。 书目共开列150多种，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和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两个部分。理论著作23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论著，其中马、恩的著作3种，列宁的4种，普列汉诺夫的1种，斯大林的6种，毛泽东的5种。理论书目反映了苏共20大之前的政治局势，因此，斯大林著作多达6种，也选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以及苏联领导人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的著作或讲话——这些，包括斯大林著作在1956年苏共20大的“去斯大林化”之后或者被汰除，或者权威性受到削弱。理论著作的另一个特征是大多为政治、哲学理论，文学理论只有“马恩列斯论文艺”、毛泽东《讲话》，和收入苏联三四十年代有关文艺问题的决议、文艺界领导人讲话的《苏联文学问题》，而没有其他中外文学理论著作。既没有《诗品》《文心雕龙》，也没有亚里士多德《诗学》、莱辛《拉奥孔》、黑格尔《美学》…… 文学名著部分有三个子项目：中国、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各国。中国古典名著从《诗经》《论语》到《聊斋志异》共33种，另外有鲁迅的3种。中国部分今天不在这里讨论。外国文学的“俄罗斯、苏联”部分，从18世纪的《克雷洛夫寓言》、格里包耶多夫《聪明误》，到19世纪普希金《欧根·奥涅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契诃夫的《樱桃园》25种，另有高尔基的7种，马雅可夫斯基2种。“其他各国”从《伊利亚特》《奥德赛》《伊索寓言》，到朝鲜的《春香传》，共63种。从书目的外国部分中，可以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俄罗斯、苏联文学在书目中单列，占有绝对优势。这体现了当年的国际政治和文学形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仅指政治、经济，也指文学。当时我们对“世界文学”想象是，“世界”只有两国，一国是苏联，另一是“其他国家”。 第二，“其他各国”中，欧洲、特别是英、法是中心。英国莎士比亚、拜伦、雪莱、司各特、狄更斯、哈代、萧伯纳等13种，法国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巴比塞等24种，德国歌德、席勒、海涅5种，如果加上古希腊史诗、悲喜剧8种，是书目的绝对数量。相比较，亚洲国家只有可怜的5种：印度的《摩诃婆罗多》《沙恭达罗》《泰戈尔选集》，日本紫式部《源氏物语》，朝鲜的《春香传》。非洲、拉丁美洲的作品没有出现在这个书目中。 第三，书目的“说明”说，他们只开列古典文学部分，现代中外作品“同志们自己能够选择，所以没有列入”。这既是个托词，也存在矛盾。因为鲁迅、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都是现代作家。其实，现代作家作品的选择最费心思。这里有现代作品经典化的难题，也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有关。 在对书目的选择、结构做这样现象分析之后，可以进一步提出关于书目选择的标准、尺度问题。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看。空间上，上面已经提到，就是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地位；以当时地缘政治的用语就是区分为“西方”和“东方”。这和二战之后冷战、两个阵营的世界格局有关。虽然这份书目基本上没有触及20世纪苏联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作品，但在五六十年代当代文学的实践上，对待“西方”现代文学所作的工作，就是筛选出有限度接纳的部分。这包括以现实主义方法对资本主义世界批判的“进步作家”，和倾向苏联社会主义的西方共产党人作家。如法国的罗曼·罗兰、阿拉贡、艾吕雅，美国的德莱塞、马尔兹、法斯特，英国的林赛，日本的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德永直，土耳其的希克梅特、智利的聂鲁达等。当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名单也在不断变动中。例如苏共20大之后，法斯特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被看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也就在肯定的名单中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