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士人的话语系统中，贞元或元和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隐喻的术语，既包括了对晚清中兴的自我体认，也包括了对承平时代的一种事后追忆与想象；最终，在陈衍、沈曾植、陈寅恪等学者手中，呈现出一种在政治史、学术史序列中具有转关意义的“中唐”。 一、中兴主题下的士人职志 唐安史之乱后，经历了肃宗时期的动荡不安与代宗时期的士风衰飒，至德宗贞元年间，随着局势的相对平定和财政情况的好转，开始有了重建政治秩序、祈望中兴的需求。关于这一时期的“自救”与“中兴”主题，葛兆光曾言： 在贞元年间，国家渐渐恢复元气，外患略略平定以后，一批由礼官出身的文士渐渐替代了财政出身的官吏，朝廷中的议论话题也渐渐由理想的秩序重建取代了策略的现实管理，这种变化促使“折中定仪，损益仪法”，即朝纲重整的想象越来越成为士人舆论，并影响到实际的政治操作。① 这种从经义与制度层面要求重建政治理想的实践影响到当时的朝士心态与文学层面，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贞元、元和士风的重振与文人本身的命运及文学主题。 德宗时期善待文士，尤重科举，文土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德宗好文，尤难其选。贞元已后，为学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② 贞元、元和的士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政治舞台：贞元五年(789)，杨巨源、裴度登第；贞元八年(792)，韩愈、陈羽、欧阳詹、李绛、李观、王涯、冯宿、崔群等登进士第，时号“龙虎榜”；贞元九年(793)，柳宗元：、刘禹锡登进士第，元稹以明经登第……贞元十二年(796)，孟郊登进士第……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崔玄亮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元稹以书判拔萃科登第。贞元一朝取士之盛，当时文士亦极自得，如韩愈言及贞元八年“龙虎榜”：“其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③又如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 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④ 陈寅恪先生曾总结道：“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⑤其时科举以辞赋取士，寒士得借科举以晋身，“及代宗大历时以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自德宗以后，其宰相大抵皆由当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学士升任者也。”⑥因此，新进阶层的参政热情在此时极为高昂。 贞元朝士虽多未直接目睹开元、天宝的盛世风貌，但多有一种对承平盛世的向往与怅望，他们有济世之志与经世之能，多数亲身参与并引导了贞元、永贞、元和三朝的政治重建与社会变革。贞元二十一年(805)，顺宗即位，施行新政，即永贞革新。刘禹锡、柳宗元等积极参与到此次革新中。然而不久宪宗践祚，对王叔文集团施以严惩，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被贬远州司马，“纵缝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虽然新政仅持续140余日即告失败，但新政的主要精神，仍被宪宗所遵循，从而奠定了元和中兴之局。元和十二年淮西平定，其时刘禹锡尚在贬谪中，仍有《平蔡州》歌颂中兴：“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⑦白居易、元稹等则曾在元和年间出任重要官职，他们在元和前期也表现出对中兴的热望与士大夫责任的自我体认，二人俱曾任左拾遗，掌谏言之责，白居易自我期许曰：“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⑧元稹在劾奏获罪后，有《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誓欲通愚塞，生憎效喔咿。佞存真妾妇，谏死是男儿。”⑨韩愈在贞元年间要求重振儒学地位，在谏迎佛骨获罪远谪后，诗文仍然表现出对自我道德与责任的追求。这种在“中兴”期许下的儒家精神与士人责任感的建立，于晚清道咸及其后的士大夫而言，无疑是具有激励意义与强烈的自我认同感的。 从政局而言，康雍乾盛世后遭遇的内忧外患，与贞元、元和士人之经历有相似之处，而时局动荡也促成了士人的忧世情结与重建中兴的要求。贞元间，韩愈曾对其时士风表示忧虑： 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⑩ 元稹上疏宪宗亦言：“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11)试比较道咸间孙鼎臣痛于世道之日衰： 嗟乎!世道降而风俗衰，士不知名节之可贵久矣。天下之气靡然澌灭，不鼓舞激劝之，犹借口明季之失，以言为忌，不可痛哉!彼亦思天下之气则何以靡然澌灭哉?(12) 这种对世道、人心衰飒的忧虑与贞元、元和士人十分相似，重振士节、开启言路的要求，逐渐成为主流： 曾亮自少好观古人之文词，及书契以业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辨，以为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13) 当时的名臣如程恩泽、阮元、曾国藩、莫友芝、何绍基等，无不以学习唐宋诸儒为职志，对于贞元、元和士人在重振朝局与士风上的努力，有很强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集中体现在重振宋学及经世之学的要求上。 对宋学开创者韩愈的功业的追崇，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现象，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韩愈的地位较乾嘉汉学时期有显著提升。(14)同光中兴的创造者曾国藩对韩愈推崇备至，如其《杂诗九首》其一：“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拟。”(15)曾国藩诗文学习韩愈，于古文、古体用力最深，自言“师淑韩公二十霜，敢将裴令并论量”(16)，以其成就与地位，对道咸间文风与诗风有振起作用，正如钱基博所言：“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17)其后的张之洞：“不计艰危始见功，发狂华顶有韩公。灵降佛骨顽驯鳄，始信昌黎百世雄。”(18)也在诗文中反复对韩愈的功业精神表示认同。 同时，与贞元、元和时期朝局类似，道咸间汉臣的崛起、文禁的松动、以及同光时期“金瓯无缺”的中兴景象，带来士人“朝局犹有可为”的奋进希望。如姚莹论及龚自珍、魏源、汤鹏、张际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