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则始于80年代初。在起步晚、研究水平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学者奋起直追，努力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有必要对10余年来中国国关理论研究的发展做一番回顾与思索。 一、历史回顾 西方国关理论自诞生后出现过3次论战。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学者与第一、二次论战无缘；令人欣慰的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参与了国关理论的第三次论战。此后，我国的国关理论研究经历了3 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7年）。80年代以前，我国国关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形势，为国关理论研究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此，我国国关理论研究悄然兴起，主要表现在： 1、开始介绍西方国关理论、 最早介绍西方国关理论的文章是陈乐民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1〕和“国际关系基本方法”〔2〕；最早介绍西方国关理论的学术著作是陈汉民的《在国际舞台上》；接着，倪世雄和金应忠推出了《当代美国国际关系流派文选》。最先翻译的两本国关理论专著分别是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法尔格拉夫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威廉·奥尔森等人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以翻译引进为主，成为这一阶段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特点。 2、自1984年一批复刊或增设的学术杂志开辟专栏， 为国关理论研究提供论坛。具有代表性的是《国外社会科学》、《国外政治学》、《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与经济》、《政治学研究》、《美国研究》、《欧洲》、《国际展望》、《国际观察》、《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文摘》、《战略与管理》、《太平洋学报）等。一些大学学报也刊登国关理论研究文章。据粗略统计，在此阶段，国内杂志上发表的国关理论论文和译文共60多篇〔3〕。 3、80年代以后，国关理论进入大学课堂，如：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及几所军队和地方的外语学院等。所设课程与国外的国关理论课程逐渐接轨。一些重点大学的国关理论专业开始培养研究生。 第二阶段（1987—1993年）。在这一阶段，我国国关理论研究又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1、1987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首次全国国关理论讨论会，与会者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的初步构想。以此为标志，我国国关理论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此后，又先后召开了两次关于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学术会议，1991年6月， 北京大学国关研究所主办了《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8月， 在烟台由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单位主办了《国际问题研究务虚会》。 2、我国学者推出了一批新的国关理论学术著作， 如张季良的《国际关系学概论》、倪世雄、冯绍雷和金应忠的《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冲突与合作——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李义虎的《均势演变与核时代》、潘光的《当代国际危机研究》、杜枚的《转变中的世界格局》、白希的《现代国际关系学导论》、杨公素的《外交理论与实践》、陈忠经的《国际战略问题》等等。 3、进一步探索建立中国的国关理论体系。1986年初， 以王建伟等人的“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一文为开端，关于这方面内容的一系列文章相继发表，形成一股强劲的势头〔4〕。 4、继续评介西方国关理论。 在已翻译出版的有关西方国关理论的学术专著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在此阶段出版的，如斯坦利·霍夫曼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肯尼思·华尔兹的《人、国家和战争》、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的政治》、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及卡尔·多伊奇的（国际政治分析》等。 第三阶段（1993——至今）。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国关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在广泛研究中逐渐形成个别强点。 今天中国国关理论研究的视角之广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相比的。研究涉及到的专题有：时代特征、当代主要矛盾、国际格局、国际战略、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全球环境、战争与和平、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集体安全、南北关系、科技与国际关系、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人权问题、主权问题、霸权研究、危机管理、国际冲突、文化与外交、国家力量、跨国公司与国际关系、民族主义、外交决策、相互依存、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地缘政治研究等〔5〕。 并且，我们已经开始在个别专题研究方面，如人权理论、世界格局、国际战略和国家力量分析上显出了较强的实力，不仅研究著述的数量多且质量高。从1990年开始统计，关于人权研究的文章近50篇，专著5部；论世界格局的文章近20篇，专著5部；国际战略研究文章近16篇，专著4部；国家实力研究文章6篇，专著1部〔6〕。 2、在理论探索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特色。 尽管在中国国关理论是否要有中国特色以及在中国特色的内容界定上，学术意见并不统一；但是，我国学者循着3条途径进行着的研究和探索， 其终极趋向却殊途同归，辐辏地聚向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关理论：第一，重点研究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关于毛泽东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独立自主、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方面；关于周恩来外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外交辩证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国家平等理论研究方面；关于邓小平外交理论研究，包括：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外交思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第三世界战略、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等方面。从1993年至今，有关邓小平国际战略及外交理论的文章已发表50篇左右〔7〕。第二，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外交理论。至今已涉及的研究内容有：孙子外交思想、周恩来外交实践与文化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外交、诸葛亮外交思想、李鸿章外交思想和曾国藩外交思想等。第三，在研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到了这一阶段，我们的研究已能够在一些领域系统地对西方国关理论进行评析。譬如对塞缪尔·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我国发表的评析文章就不下40 篇〔8〕。其评论角度的多样、审视态度的客观，都标志着对西方国关理论研究日臻成熟，王缉思编辑的《文明和国际政治》便是一个很好的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