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2.57 文献标识码：A 一、卡尔纳普的方法论：“精确转释” 哲学史上，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可谓腹背受敌。一方面不消说是来自不同哲学范式的挑战，其中典型代表包括现象学的海德格尔、中国哲学的冯友兰；另一方面，在分析哲学阵营中，蒯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也是对他整体方法论预设的挑战。近年来，国际分析哲学界又重新开启了对卡尔纳普方法论研究的兴趣，具体体现在对“精确转释”(explication)方法的讨论。 对“精确转释”的重新发掘受到了“概念工程”(conceptual engineering)议题兴起的影响。“概念工程”主张哲学家的工作是：通过改良概念或设计新概念来服务特定的理论或实践目的。①传统的概念分析方法试图寻求颠扑不破的概念/分析真理，因此须要覆盖所有的经验案例。然而，哲学家测试案例时往往会诉诸“直觉”，但是对于哲学家的“直觉”是否可靠则论说纷纭。“概念工程”不再执着于寻找一个普遍性的概念真(conceptual truth)，而是聚焦能够服务于具体理论和实践目的的概念。我们的概念可能会产生各种缺陷：有时它不够精准，无法切中自然的肌理；有时它有消极的道德效应；有时它解释力不足。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改良这些概念工具或设计新的概念工具。诸多学者将“概念工程”的源头追溯到卡尔纳普的“精确转释”。②“精确转释”是一种用新概念取代旧概念的哲学方法论主张。 卡尔纳普在1945年的论文《关于或然性的两种概念》中首次讨论了“精确转释”。他提到这个概念的学理渊源可以追溯到康德和胡塞尔。③在1947年的专著《意义和必然性》中，他如此刻画“精确转释”： 逻辑分析和逻辑建构的任务在于将日常生活中、科学或逻辑发展中起步阶段所用到的模糊的或不那么精确的概念变得更为精确，或者直接用更精确的新建构的概念取代原来的概念。我们把这个方法称为“精确转释”(或对原概念进行精确阐释)；原概念(或用来表达它的语词)被称为“待精确转释项”(explicandum)；新概念(或用来表达它的语词)被称为原概念的“精确转释项”(explicatum)。④ 卡尔纳普在《或然性的逻辑基础》的第一章中集中讨论了作为方法论的“精确转释”。他给出了更简明的界定： 将不精确的前科学概念，即“待精确转释项”转化为新的精确概念，即“精确转释项”。⑤ “精确转释”的第一步是要确定如何恰当地表达“待精确转释项”。在哲学探究时，哲学家们会提问：“什么是因果性”“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心智”“什么是正义”，等等。这些问题的一般形式即：“什么是x”。通常而言，这些问题中的语词x(待精确转释项)在语言实践层面是清晰的。换言之，我们在日常中可以畅通无阻地使用它们。在未经改造前，这些概念缺乏精确性和系统性，但这并不会妨碍我们使用它们进行日常交流。即便是偶遇阻碍，我们也可以通过举例子或非形式化的说明来消除障碍。这些说明只是在澄清“待精确转释项”，而非“精确转释”本身。即是说，“精确转释”的第一步是在陈述和勾勒问题，而非构建答案。假设“盐”是“待精确转释项”，我可以用非形式的方式来澄清它：它是咸的；它可以用来做调料；伤口撒盐会增加疼痛感，等等。但这些澄清不足以构成“精确转释”。对“盐”的“精确转释”需要通过“NaCl”这样的精确表达式来达成。 在澄清了“待精确转释项”后，第二步工作就是给出“精确转释项”——用精确的(科学)概念替代模糊的(日常)概念。比如，我们可以用量化的温度作为日常冷热概念的“精确转释项”；我们也可以用“神经纤维活动”作为日常概念“麻”的“精确转释项”；用“杏仁核作用”作为日常概念“惧怕”的“精确转释项”。 卡尔纳普指出，日常概念一般是“分类概念”(classificatory concepts)，除此以外我们还有“比较概念”(comparative concepts)和“定量概念”(quantitative concepts)。“分类概念”是最原始的概念工具，后两者都可以作为“分类概念”的“精确转释项”。首先，“分类概念”将事物或案例分为几种互相排斥的类别。我们可以区分金属和非金属物质，哺乳动物和非哺乳动物，等等。其次，我们不仅可以运用诸如“寒冷”“炙热”“温暖”这样的“分类概念”，还可以表达“x比y更温暖”或“y比x密度更大”，因此我们还有诸如“更暖”“更高”“更快”这样的“比较概念”。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给出更精确的表述。最后，我们还有“定量概念”。这类概念主要通过量化的数值来刻画事物、事件以及它们的特征，它们在科学实践中被大规模运用。典型的定量概念包括：长度、速度、容量、质量、重力、温度、电荷等。“精确转释”的过程类似于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最初，我们用最简单原始的“分类概念”来描绘我们观察到的现象。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学会用“比较概念”来补充“分类概念”的不足。最终，我们发展出一套精确的“定量概念”作为精确表达的工具。 卡尔纳普的哲学蓝图是以科学为标尺的，而当代学者不再将“精确转释”局限于处理科学概念，而是扩展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哲学方法论——它可以被运用于处理各类哲学概念(形而上学概念、道德概念、自然品类词、社会品类词等)。诸多学者也探讨了它和其他哲学方法论的相容性和延续性。比如：G.波尼欧罗(Giovanni Boniolo)认为“精确转释”可以和康德的方法论互相发明⑥；R.M.维尔彻(Rogelio M.Vilchis)比较了“精确转释”和“堪培拉方案”(Canberra Plan)的相似处⑦；C.D.诺瓦斯(Catarina D.Novaes)认为当代女性主义的改良分析也是一种“精确转释”⑧；G.布伦(Georg Brun)主张通过借鉴N.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反思均衡去进一步完善“精确转释”⑨；S.柯齐(Steffen Koch)探讨了“精确转释”与实验哲学合作的可行性⑩，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