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性与梯度

       [中图分类号]B089

       经典基础主义(classical foundationalism)认为，人类具有确定无疑的认知辩护。当主体看到鲜艳的红色、感到剧烈的疼痛时，“我看到红色”“我感到疼痛”即确定无疑，绝无出错的可能。确定辩护尽管曾被斥为“所予神话”，却在近年的讨论中有所复兴。①理查德·富莫尔顿(Richard Fumerton)尤其认为，即便无法将全部的知识都奠基于坚实的基础之上，人类依然享有某些“理智保障”(intellectual assurance)。当看到红色时，“我看到红”的全部要素均呈现于意识之中，主体也就获得了“关于其真理的全部保障”(complete assurance of truth)(Fumerton，2009，p.72)。在富莫尔顿看来，我们对认知辩护本无需奢求更多。(cf.ibid.，pp.72-73)

       “梯度”(gradation)现象是确定辩护面对的重要挑战。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曾提出该挑战的经典版本。清晨冷，午后热，上午温度适中；相应地，主体在清晨知道自己“冷”，在午后知道“不冷”，温度适中时却未必知道是否“冷”。(cf.Williamson)威廉姆森的攻击对象是心灵的“透明性”(luminosity)——我们有可能冷，却无法知道自己冷。显然，无论怎样理解威廉姆森的论证细节，“冷”的梯度均是其透明性的首要困境。冷的感知有高低变化，对“冷”的辩护亦有强弱之别。越觉得冷，我们对“冷”的辩护也就越强，反之越弱。而当辩护弱到一定程度，则即便冷，我们也不再知道自己“冷”。

       梯度现象对透明性的挑战同样困扰确定性。既然某些冷与温极为相似，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冷，而不是温呢?感知到冷，真能确定地排除“我其实不冷，只是温”这一错误的可能性吗?为应对梯度挑战，富莫尔顿曾先后提出“事实性”“典型案例”和“语义决定”三个方案。本文旨在考察这三个方案，并指明其不足。第一节将首先介绍富莫尔顿的亲历理论，并初步说明梯度挑战的内容。第二、三、四节依次批评“事实性”“典型案例”及“语义决定”策略。

       一、富莫尔顿的亲历理论与梯度挑战

       富莫尔顿以“亲历”(acquaintance)②关系解释确定辩护。其经典版本为：

       理智保障：某主体S具有P的理智保障，当且仅当S亲历P对应的事实(fact)，亲历“P”的思想(thought)，并亲历“P”的思想与其事实间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cf.Fumerton，2005，2009，2010，2016)

       亲历是意识与经验内容之间的独特关系。亲历某元素，需要该元素出现在意识之中，也需要主体对其有所“注意”。当一个人感到疼痛，就亲历这一疼痛。若专注于其他事情而忘掉疼痛，则哪怕感到疼痛，亲历关系也随即终止。(cf.Fumerton，2005，p.123)富莫尔顿强调，对事实本身的亲历尚不足以支撑确定性。毕竟，若没有“疼痛”的概念，则即使剧痛，主体也无法把握“我疼”的理由。为此，富莫尔顿添加了第二重亲历关系——对“疼痛”思想的亲历。想要在意识中完美呈现“我疼”的真理，也就必须想到“疼痛”的概念。至于第三层亲历关系的引入，是为避免思想与事实的错位。毕竟，如果感到疼痛，却只因看到医生诊断而想到“疼”，则“我疼”的辩护就不够确定——诊断总可能出错。为避免思想与感知间的这种错位，富莫尔顿要求主体亲历两者的“对应关系”。综上，主体对自己“疼痛”确定无疑，当且仅当他亲历疼痛本身、“疼痛”的思想，以及两者的对应关系。富莫尔顿认为，“理智保障”概括了最理想的辩护状态：

       当亲历疼痛、“疼痛”的思想，以及两者的对应，某人就获得了关于自己“是否疼痛”的全部要素(all that one needs)。我们无法对认知辩护奢求更多。(Fumerton，2005，p.122)

       在讨论梯度挑战之前，我们尚需对亲历理论做两点澄清。第一，三重亲历关系虽然繁琐，却并未添加过多的本体论负担。第一重亲历既能以“事实”为对象，也能以“性质”(property)或“使真者”(truth-maker)为内容。主体可亲历疼的“事实”，也可亲历疼的“性质”或“我疼”这一命题的“使真者”——“亲历”适于不同的本体论框架。第二重亲历关系以“思想”为对象，而亲历思想无非在意识中想到相应概念。在富莫尔顿看来，亲历对象需直接出现在意识之中，而思想作为具体的心理现象，比抽象理念更容易成为意识内容。当然，亲历理论者可用抽象的“命题”替代具体的“思想”。为亲历命题，只需结合理性主义，让主体用理性直观认识抽象实体。对抽象元素的这一亲历绝非匪夷所思——既然第三层亲历以抽象的“对应关系”为对象，富莫尔顿也就应当允许抽象要素进入亲历关系。尽管部分学者对亲历“对应关系”的本体论正当性有所疑虑，(cf.Mackie，2016)该状态的现象基础却十分常见。在劳伦斯·本儒(Laurence BonJour)看来，亲历思想与事实的对应关系，无非“把握”(apprehension)思想为真的原因(BonJour and Sosa，p.193)，而把握思想为真的原因是极为普遍的认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