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1.12 2021年暑期，德国古典学家韦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的名著《教化》(Paideia)的中译本问世，可喜可贺①。近年来，国内古希腊研究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关注古希腊文化之于西方文明的开源性意义；随着广义古典学的兴起，不少研究也不再受限于狭隘的文、史、哲分科，而是能够综合不同性质的文献和材料，对古希腊文化的肌理进行深层次和系统性的考察。正如李猛指出的，“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西方早已不再是大地另一端毫无关系的陌生世界，而已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内在构成部分。而西学也不仅是在内外体用的格局中权宜以应世变的工具，反而一度成为我们通达自身传统的要津……西学是重建我们自身文明的世界图景的总体性学术”②。现代中国学术要重建“自身文明的世界图景”，就需要尽可能原本地理解西方文化，尤其是其“本源”。在这方面，耶格尔的《教化》能够为我们提供巨大的帮助，因为《教化》一书的任务正在于“对古希腊人的文化和教化进行阐述，描述其独特品质和历史发展”③。 数年前，耶格尔的《教化》英译本曾点燃笔者从事古希腊研究的热情，此刻重读中译本导论，一方面感慨良多，另一方面，与笔者学生时代相比，又增添了几分反思和批评。本文希望借《教化》中译本出版这一时机，将《教化》导论对古希腊文化的推崇与西方学界对古希腊思想的批评相比较，并结合赫西俄德、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重点文本，尝试对古希腊思想的独特品质提出一种更加准确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古希腊文化最为耶格尔赞颂之处在于对理念、形式、秩序的追求，但是在阿多诺和列维纳斯看来，这种单方面强调秩序的思想倾向于抹平世间本然的无序、扼杀鲜活的生存经验。相比之下，尼采的观点更加复杂，也更加深刻。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洞察到古希腊文化的精髓在于代表无序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与代表秩序的阿波罗精神的结合，这是一种在深刻体认无序的前提下努力创造秩序的悲剧精神。笔者较为赞同尼采的思路，并且认为，秩序与无序的张力贯穿古希腊思想的始终，不仅存在于悲剧中，也存在于史诗和哲学中，因此，想要更加原本地把握古希腊文化的特性，我们必须研究这种张力的演变。 接下来，笔者将首先对耶格尔对古希腊秩序观的阐述与阿多诺、列维纳斯、尼采的批评进行梳理和比较(第一、二节)，然后再沿着尼采的思路，从秩序与无序的张力出发，对古希腊史诗和古典哲学的多个重要文本提出一种思想史的诠释(第三、四节)。 一、耶格尔的《教化》与古希腊秩序观 耶格尔的《教化》全书共三卷，第一卷从荷马的“德性教化”讲到雅典悲喜剧、智者思想的兴起和修昔底德的政治哲学，第二卷重点阐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伦理政治思想和教化理念，第三卷补充介绍柏拉图时代的思想争论，以及后期柏拉图、色诺芬、伊索克拉底、德摩斯梯尼的先后登场，医学、修辞学与哲学对教化权威的争夺。可以说，凡以文本为载体的古希腊思想，其所有重要的领域、阶段、派系和方方面面的问题与争论，都被耶格尔囊括在《教化》的视野之内。更加重要的是，耶格尔在导论中清晰地交代了他对古希腊文化独特品质的总体理解。在他看来，古希腊一切文化成就的根源都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形式感和秩序感，由此产生出以完美的形式秩序为范式塑造人性的教化理想。《教化》德文原版的副标题正是“形塑古希腊人”。 耶格尔认为，“文明的历史”即“人类对于理念(ideals)的有意识的追求”，始于古希腊；进一步讲，古希腊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之所以构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共同体，就是因为后者从前者那里继承了文明的“形式和理念”(form and ideals)④。耶格尔说，他的这本著作就是要全面展现古希腊人如何创造出这些塑造了“文明历史”和“文明民族”的“形式和理念”，以便复兴“真正的文化”(real culture)，驳斥现代学科中盛行的“文化”概念，这种概念仅仅是类比性的，“在这种模糊的类比性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谈论中国、印度、巴比伦、犹太或者埃及文化，尽管这些民族根本不具备符合真正文化的语词和理念”⑤。那么，耶格尔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声称唯有古希腊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呢?在他看来，在古希腊，“文化理念第一次被确立为一种形塑原则(formative principle)”，具体而言，这指的是“对于支配人类生活的自然原则、人类施展物理和精神能力的内在法则具有清晰的认识，将这种知识用作教育的形塑力量(formative force)，用它来把活生生的人塑造成预先设想的形式(form)，就像陶匠模塑陶土、雕刻家雕琢石头……只有这种类型的教育才配被称作文化”。耶格尔接着说，德国人以最鲜明的方式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精髓：“德语的Bildung清楚地指示出古希腊教育的本质”⑥。 在耶格尔看来，古希腊人是一个形式感和秩序感极强的民族，他们在其文化的方方面面追求形式和秩序：“古希腊艺术家以自由、无拘束的动作和态度展现人体，不是通过复制许多随意选取的姿态这种外在过程，而是通过学习支配人体结构、平衡与运动的普遍法则”，“在古希腊文学中，正如在古希腊雕塑和建筑中，我们能发现同一种形式的原则，我们能谈论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的塑形或建构性的特质”，“在演说技艺的领域，他们执行复杂计划、将许多部分创造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能力，纯粹来自一种对于支配情感、思想和语词的法则的愈发锐利的自然感知，这种感知的抽象化和技术化最终创造了逻辑学、语法学和修辞学”⑦。耶格尔最后谈到，古希腊人对于形式和秩序的追求在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中达到最高峰：“哲学是对于自然和人类生活中所有事件和变化背后的永恒规则的清晰认知……贯穿古希腊雕塑和绘画的那种形式化倾向(tendency to formalize)和柏拉图的理念(Platonic idea)来自同一个源头”⑧。虽然耶格尔没有在导论中提到亚里士多德，但是显然，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概念体系和学科架构最终完成了古希腊文化对于形式和秩序的追求，不仅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生物学、伦理学同政治学、诗学以及同修辞学构成层层奠基的结构，以学科划分展现从存在秩序到自然秩序、从生命秩序到城邦秩序、从伦理政治秩序到美学秩序的递进，而且贯穿所有秩序的概念框架正是“形式与质料”的区分⑨。正是通过将超越性的柏拉图理念转化为内在于实体的本质形式，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古希腊秩序思想的最终形态。在《教化》的导论中，耶格尔实际上是用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概括了古希腊文化的根本特征。进一步讲，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关于培育灵魂秩序和建构城邦秩序的思想也最符合耶格尔对于“教化”的定义：“把活生生的人塑造成预先设想的形式，就像陶匠模塑陶土、雕刻家雕琢石头”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