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22)02-0134-11 众所周知，由于共产国际在对待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问题上，采取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导致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迅速挫败，从而使第五次反“围剿”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此后，又出现了与陈济棠谈判合作的契机，对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而言，这次同样机遇与挑战并存。迄今为止，学界将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成功主要归因于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红军有效的军事对抗、中共与陈济棠的贸易合作等；另外，还有学者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过程中，也采取了脱离实际的“左”倾指导方针，只不过中共中央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以灵活、务实的方针，最终与陈达成协议。①其实，历史过程与真相远要复杂、多面，其中还一度牵涉共产国际影响下的中共中央对“福建事变”的政治立场。本文将依托当年的电文等一手档案，深入剖析在长征前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之态度的阶段性变化，及最后如何大力推动、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一、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中对陈济棠的态度 其实，在围绕如何处理“福建事变”的过程中，还穿插了另一条隐线，学界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那就是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谈判。要不要与之谈判，由于这个重要问题在当时会涉及与十九路军的关系，结果共产国际的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持两种态度的人甚至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闹得不可开交。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宣言，其中规定的三项条件也就成为红军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谈判的基础，这当然包括十九路军、广东军阀等。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②。 陈济棠，字伯南，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粤军)总司令、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总司令，人称“南天王”。他作为广东地方实力派，唯恐蒋介石觊觎其在广东的地盘，力图保存实力。与此同时，对于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陈济棠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认为由于红军“拖住蒋介石的主力和隔断蒋介石从江西进攻广东之路，广东才得偏安于一时”；另一方面，认为红军“很可怕，但因广东滨海，回旋余地狭小，预料红军向广东作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不大”。故他得出结论：在当前形势下，“赣南红军对他是起着有利作用的”③。 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施特恩在《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报告》(1933年11月8日)中这样刻画了陈济棠的立场：“在10月中旬就很清楚，广州方面至少现在对红军没有构成任何严重威胁。以后的情况将取决于斗争进程对红军是否有利。南京也不想承担不介入同红军斗争的耻辱，因为有些人认为同红军作斗争是神圣的职责，不介入会使它在这些人面前遭到很大的损害。当在议事日程上提出广州有无穷的军事能力时，广州有可能参战。它不太参与广东边界上或土匪和暴动者后方的作战行动。因此认为广州集团中的陈济棠试图为了蒋介石实行蒋介石的方针，那是不对的。陈斗争不认真，因为他本身想成为远在广东范围之外的蒋介石。他爱护自己，回避角逐。因此在广州，蒋介石没有盟友。广州在散布自己战胜了红军的谎言；当前线沉寂下来的时候，路透社抛出材料，报道了对付红军的各种计谋，并把事情描写成这样：实际上只有他们(广州)取得了对红军作战的真正胜利。但对红军来说，关于广州，只能说是明天的重要对手，不管目前军事行动的结局如何。”④ 施特恩断定，陈济棠并不想真正与红军作战，害怕会削弱自身的实力，也害怕蒋介石取得对红军的最后胜利。故广州目前还不是红军的重要敌人，并可适当利用之。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兼远东局书记埃韦特于11月22日从上海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发去电报，指出：“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您的代表的意见是：友好地协商解决(粤军)从赣南撤退问题、暂时停止作战行动问题，不涉及封锁问题。代表可以从这方面给中央苏区下指示。相反，弗雷德⑤反对讨论[粤军]从赣南撤退问题。我们没有时间了，问题是重要的。请在10日内电告您的决定。”⑥这里谈到了已经在与广州政府进行停战谈判，但围绕是否要求对方从赣南撤离的问题，与施特恩的意见相左。因时间紧迫，请求共产国际尽快给予指示。 次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回电：“从您的电报中还看不清楚，广州人是否准备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口头上进行反对日本人和蒋介石军队的武装斗争，或者仅仅指取消封锁和恢复贸易关系。也看不清楚，他们是否想抽出力量用于可能同19路军进行的斗争。应该让19路军司令部知道同广州人的谈判，并力求通过它弄清楚促使广州人同我们谈判的动因。如果广州人意在反对19路军，那我们就不该同他们谈判，以期不削弱19路军反日反蒋的立场。若是这种担心没有必要，那我们应提出暂时停战的以下条件：停止作战行动，取消封锁和从赣南撤出粤军。如果最后一项要求有造成谈判破裂的危险，作为非常措施，我们可以同意粤军撤到广东边界，并在广州人现在在江西所占领的地区建立中立区，但不能占苏区土地。为了不致因同军阀的妥协而损害我们在群众面前的威信，苏维埃政府应该以红军斗争和改善苏区居民经济状况的需要来全面解释自己参加谈判的做法。”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