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2.01.003 一、导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高等教育外部环境变化，如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外部资源竞争加剧、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日益关注等，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经历主动或被动的评估，在英国学者Gregory(1991)看来，20世纪80年代甚至可以被视为倡议大学评估的十年。在中国也是如此，早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1990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则成为我国第一部关于高等教育评估的法规性专门文件，文件明确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主要包括合格评估(鉴定)、办学水平评估和选优评估，特别是提到学校要组织实施自我评估，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教育水平。同时，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下，我国第一所专业教育评估机构“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于1994年在北京理工大学成立，也就是日后的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前身。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需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其组织的评估。在这一系列法规、政策的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评估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87年启动的国家重点学科审核评估、1994年启动的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以及2002年开始的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 以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为例，该评估采取“主观评估和客观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其评估指标涵盖了“队伍与资源”“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声誉”等4个一级指标，通过一级学科整体情况来评价学科水平的高低，是一次基本能够完整体现一所大学的学术水准和教育质量的评估(黄滋淳，2018)。首次评估在2002年4月30日启动，迄今为止已经完成4轮，2020年启动了第五轮评估工作。参评对象从最早的89个学位授予单位309个学科点到第四轮评估时已经发展为512个单位7452个学科点参与评估，高校参评率接近90％，具有博士一级授权的学科参评率更是高达96％(王立生，2017)。可以说，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代表了我国最具影响力的高等教育评估，被视为高校建设的“指挥棒”和“风向标”，评估结果对大学的学术声望、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发展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高校群体和社会各界对其关注度极高，地方政府也纷纷围绕评估推出自身的评估体系并择优投入资源支持。 不过，正如盖格(2008，第233页)指出，“评估系科和大学质量有两个最主要的障碍：一是评估不可能精确无误，结果也就不可能令人信服；二是评估根本无法进行，它进行的评比易招致诽谤”。为此，虽然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远强于其他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有争议或局限。比如，有学者指出评估实施者虽然一直将自身定位为第三方非行政性评估，但无法改变其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属性事实，还是代表了行政意志(包水梅，2019)，行政力量并没有保持“一臂之距”，评估的独立性有待商榷(陈学飞，叶祝弟，2016)；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变服务为管控的现象，出现政策执行偏差(梁彤，贾永堂，2019)，而“一级学科绑定参评”原则其出发点本是为避免“拼材料”“摊大饼”(王小梅，范笑仙，李璐，2016)，却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特色学科建设，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甚至出现一些大学以评估为目的，围绕评估需要开展院系、学科的调整和撤并(张应强，2019)；同样，由于评估的权威性、半官方性，虽然秉持自愿原则且评估实施者并不认为评估结果将决定资源配置，但事实上评估结果已经不可避免地与资源配置联系起来(王小梅，范笑仙，李璐，2016；赵立莹，2018)，更使其受到高度关注。 可见，由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和评估体系自身的原因，对大学或学科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本身就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而要获得各方一致公认的评估结果则更难。无论是一级学科整体评估还是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它们基于自身评估定位重点关注了大学的某些成就，但可能忽视了被评估的组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其他方面，进而无法洞察不同大学学术生态的独特性和深入探究大学内部的真实问题。同时，大学组织的特征和其成就之间关联的复杂性也使得这样的评估在大学组织治理中的作用有限，进而削弱甚至违背了评估的本意。相比之下，以院系组织为评估对象的个性化自我评估恰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这也促成带有鲜明问题导向的自我评估逐渐在中国的一流大学中兴起并不断得到发展。 与国际专业认证机构进行的认证活动或者一些评估机构开展的大学国际排名不同，本文所讨论的国际评估一般是由大学主动发起，其实质是大学的自我评估，它以特定的院系或者学科作为评估对象，邀请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学者作为评估者，系统分析相关学术组织的战略规划、优势和劣势、面临的危机与挑战等，进而提出相对应的建设性策略和变革思路。这样的评估不以特定的指标结果为导向，而是以诊断为主要目的，更多关注的是组织的治理问题和持续发展。在获取资料方面，除了已有文献研究外，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先后于2021年4月至5月期间访谈(包括电话访谈)了案例中当时承担和参与评估工作的大学管理部门负责人、院系负责人等相关人员，以获取当时评估情况的第一手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