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钱穆先生曰：“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①现代性由人权文化而创生成就，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也因人权文化而起。而在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由于掺杂了政治偏好和意识形态对抗、价值观与信仰对立、经济博弈与利益纠葛等因素，人权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拉扯性、争议性和撕裂性的问题。在很多情形中，包括在理论界严肃讨论的场合和权威期刊发表的重头文章中，人权文化中的“文化”已经不再是文化本身，而已经成为政治原则、意识形态、价值信仰对阵或者现实利益争夺的工具。 为了清除人权文化领域日渐加重的，人为制造或是无意导致的偏颇与误解，避免陷入无谓的论争消耗之中，我们需要重回历史的起点——在人权文化进入中国之场景下，探查这一异域的人造物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之中的?重新甚至不断追问这一问题的目的，不是基于知识考古学构建中国人权史之考量，而是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人权文化进入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之后，是如何与我们的文化和生活发生碰撞冲突、交流互动进而互嵌同构的?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回答第三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本文的主题：在当下，人权文化为什么成为一个问题?这一问题是何种性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是什么? 要进行有效的人权文化问题的对话，需要首先划定人权文化问题对话的范围。而划定一场对话的范围，最常用的方法是先行给出一个共识性的定义。但截至目前，没有一个人权文化的定义是令人信服的，更谈不到形成共识性的人权文化定义。而更令人不满的是，已有的关于人权文化的众多定义，不仅无助于理解人权文化，反而助长对人权文化的误解和误读。这说明受人类理性局限所致，人权文化是一个不可能下定义的问题。那该如何划定这场人权文化讨论的范围?具体而言，该如何限定本文研究的视角、进路与边界呢? 我通过对下述三个问题的断言来解决上述问题：第一，“人权文化”这一概念源自西方，但我们不需要另造一个词语来指代其“能指”，因为在形式上，其“能指”是开放的。但是，因为其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产物，必内含着西方的偏好与伦理、西方的观念与价值观，其“所指”又必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所以必须为我所去除。也就是要取“人权文化”之一般化“能指”，而去其西方特定内涵之“所指”；否则，就会导致词语与其“所指”对应关系的错乱。第二，“人权文化”所“能指”是多层、多面、多维的，是指知识精英阶层主导操作的——也就是理念世界的人权文化，还是生活世界本身所体现、呈现的——也就是实践经验意义上的人权文化?笔者在本文中将努力做到舍前取后。因为不这样做，人权文化问题的讨论就会变成理念之争，而理念之争最终又会沦为语词之争和概念游戏。第三，“人权文化”问题的讨论包括先验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等不同层面，在此问题上笔者亦舍前取后，因为先验本体论问题是一个会把讨论要么引入独断论、要么引入相对主义泥沼的问题，而从实践认识论入手进行人权文化问题的讨论，即使不能解决大多数论争，但至少可以为有效讨论的开展清除一些人为制造的障碍。 本文所要开展的“人权文化”的讨论，就是先行摒弃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内涵而取其工具性、有意远离知识精英之理念而直入现实生活世界、进而阔别先验本体论而从认识与方法论入手的理论作业。非西方中心的、非先验的、非完成式的人权文化概念，就是本文的先行限定。就西方而言，人权文化指涉人权将宗教文化终结后的文化形态，因而就是指涉西方人的生活和西方人的存在方式。对中国而言，人权文化则是指涉其一般所“能指”与落定中国后“所指”的结合，人权文化这一人造物在西方是先行进行理念创造、体系打造而后入生活实践的，而其进入中国时，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国族救亡图存问题，被本着“拿来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原则直接抛入生活世界之中的。人权文化样态不能以是否有较为系统完满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为首要标准，而应以其在生活世界中是否实现了其所指向的目的为首要标准。正因为如此，本文主张回到生活世界来考察人权文化问题，也就是从生活现实、经验实践而非概念上、理念上来考察中国人权文化的结构特征和演化方式，进而探讨中外人权文化持久对峙的根源以及缓解可能性问题。 二、人权文化进入与融入中国 文化的根源发乎人性，人性的形成有赖生活，而生活的意义基于传统。人权文化——特别是包含固有观念和规范与制度标准的人权文化——是西方历史、文化和传统的产物。近世以降，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击穿中华文明“天下体系”，中国被西方强行要求加入世界体系。中国从一开始的被动到后来的主动融入世界体系，引发外来文化与自有文化传统的对峙、对立与碰撞以及交流、互鉴与交融。由于人权问题天然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再被叠加进经济利益、军事目的、技术遏制等因素后，其与中国自有文化的冲突又成为各领域文化冲突中最为显著的领域。而且伴随最近数十年中国国力的提升和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展，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乃至激化。上文已经提到，学者在理念世界中的论辩与缠斗，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理论趋近、话语软化作用，反而是在进一步加剧理论裂痕和扩大文化缝隙。事实证明，在理论与理念裂痕和缝隙处的努力作业都失败了。西方人权理论的解释力、生命力和公信力正在速降已是不争的事实，来自西方学术阵营的反思、反叛及其上一代人权学者横扫天下的气概和自信已不见踪影。中国人权学界数十年孜孜以求国际同行肯认，但与其他学科——比如理科、工科、历史学科、经济学科、法学学科等——获得的国际认肯对比一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国的人权理论研究获得的国际认肯是微不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