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和尖锐化，如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抬头，能源、粮食、移民、生态危机频现，金融动荡加剧、全球债务水平上升、不平等不公平拉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技术风险涌动等，这些都严重威胁着全球经济复苏、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变革和国际新秩序的建构。各国之间合作应对共识、倡议和行动不足，封闭、隔阂和分歧、矛盾凸显，甚至国际合作概念本身也受到了冲击，是当前全球的经济发展低迷、全球治理失能失灵失效和财政赤字增多的病根所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气候变化、生态多样性丧失、数字空间缺陷以及地缘政治分歧等严重风险，多边应对措施成效远不尽如人意。如果我们持续割裂对立，那么这些风险亦将持续扩大①。面对诸多严峻的全球性难题，需要普遍而坚定的合作信念、价值追求、科学方案、有效机制和坚决行动加持，以推进高效联通融合、公平分享和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创新方案，要使其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组织乃至全世界认同和大力支持，迫切需要我们讲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成功实践的故事，发挥其凝聚共识、合力推动全球化稳健前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强大驱动作用。 二、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是增强国际合作的本质要求 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离不开相互间的联系、沟通与合作。从广义上讲，各主体、各领域和各环节间的互联互通影响并决定着交流合作，并成为推动全球化、国际合作深化的重要引擎。 (一)互联互通的内涵实质 互联互通本意是指运营商网络与不在该网络中的设备或设施之间的物理链接，既包括设备间互联(某个运营商的设施和其所属客户的设备间的连接)，也包括网间互联(两个或更多运营商间的连接)。如美国法律将互联互通定义为“两个或多个网络的链接，用于通信流量的双边交换”。联通被视为器物间、网络间的对接，包括交通轨道等的对接，通常被引申为人与人、机构组织以及国家等多种主体间的沟通、联系、对接、协商以及合作，与封闭、隔离相对应。各主体在互联互通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就是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是各主体在相互沟通、协商过程中结成的合作关系。从人类合作视角看，互联互通就是资源、要素、信息、网络、人员、制度、政策等在国家和区域间以及全球的畅行交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全球化的本质是减少交流障碍和桎梏，实现人类各方面的高度联通，更好地实现共享和谐发展。这与增进各国交往和均衡地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全球一体化目标高度契合，全球化时代真正的互联互通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加深以及彼此间联系纽带的加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发展战略是互联互通的一个重要体现②。不同组织、国家、区域、主体和网络间开展多元化沟通、协商、对接等，实现目标、制度、政策和行动等的良好“互联互通”，可以促进全球化秩序重构，推动开放式、包容式的发展。互联互通是消除隔阂、割裂、矛盾与冲突的纽带、润滑剂(陈文玲，2019)。如跨境铁路、公路、航线等的开通可以使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孤岛变为串珠，极大地便利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构建能提供生产要素和财富在全球流动与融通的新渠道和新机遇，有利于减少全球发展洼地，促进实现公平均衡的世界大同。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苏长和，2017)。各国、区域间加强基础设施、政策、经贸、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形成畅通的联系纽带和紧密活跃的合作关系，实现各自资源更好配置、财富积累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繁荣进步，是全球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球化前进的途径。 (二)互联互通具有深化国际合作的桥梁和平台作用 人类社会由于空间距离、自然条件、民族文化、历史轨迹与现实发展的差异，价值与战略取向的不同以及规模实力等不同，国家、民族、区域之间缺乏沟通、认知、协商与合作。尤其是一些国家采取孤立主义、人为封锁或者谋求地缘政治优势等，更是加剧了相互间的联通障碍，造成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硬联通和制度、机制、政策文化等软联通的断裂、鸿沟，造成巨大的相互损耗。实现联通与合作的博弈激烈，导致冲突和矛盾普遍化、尖锐化和持久化的僵局。日益增长的全球不信任、民族主义情绪和旷日持久的贸易战，缺乏有效合作的应对共识、倡议和行动，加剧了全球结构的脆弱性，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创造体面工作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能力。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的94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基于交通、能源和通信三方面基础设施的联通平均得分仅为9.71(2017年)，低于畅通水平标准(14分)，达到畅通水平的畅通型国家仅有4个③。此外，还面临一些域外国家的挑拨、诱惑、拉拢和竞争，这些均严重影响相互间的要素流动、市场联通、网络共生、人民交往等。联通越顺畅紧密，互联互通水平也就越高，即各主体、各方面联系和交流的状态就越好，其对人类进步的促进作用也越强大。实证分析显示，投资母国与东道国间互联互通水平越高，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也越高。贸易基础设施好、贸易政策友好、通关便捷和成本低廉、关税较低或免税、汇率稳定等对国家间贸易繁荣至关重要。 互联互通逐渐成为国际共识、国际公共品和国际合作的重要载体。东盟于2010年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设定了基础设施建设、机制构建和人文交流三大重要领域的具体目标。2013年APEC巴厘岛会议发表的《活力亚太全球引擎——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强调要深化互联互通的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的三大支柱。2014年在北京举办的APEC会议将“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列为三大核心议题之一。2016年G20领导人峰会采纳了中国提出的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2018年9月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对外行动署联合发布关于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文件——《连接欧洲和亚洲——对欧盟战略的设想》。在数字时代，数字联通意义更为凸显。2017年APEC越南岘港会议通过《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与《APEC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框架》，成为APEC各方希望加强数字经济联通、促进创新和包容增长的重要合作成果。2020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在全球广泛应用的数字技术，降低了疫情的物理隔离对互联互通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全球数字互联互通迈向更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