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构“文化政治”到建构“政治文化” ——媒介研究的中国问题 盛阳/史安斌 （清华大学）/《华夏文化论坛》，2021.第26辑.350～357 媒介文化是刘康思考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一个焦点，全球化与中国、媒介话语和意识形态是核心关切，从解构文化政治，到建构政治文化则是认知路线图。作为其学术思想“传播学转向”的具体体现，刘康的政治文化建构建立在“媒介+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地图上。从文化政治的积极思考者，到政治文化的媒介行动主义者，刘康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传播学转向”充分体现了他以中国为理论关切和价值导向的现实主义面向。他曾如此概括中国媒体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方法： 无论从原则上还是从实际情况看，中国都不能按照美国的设计，跟着美国的全球化战略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来设计中国的发展蓝图。中国的媒体和文化意识形态机构（包括教育、出版、影视、文艺、体育等部门）必须面对全球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严峻事实，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归根结底，中国媒体的创新和转型不应该按照美国的媒体自由市场化和原则来发展，那样会导致媒体成为权势和利益的喉舌，为权势和利益集团所垄断，而无法实现媒体的民主化和真正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中国的媒体创新必须在建立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新文化体系的大前提下进行。 这一论断不仅以跨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结构为视野，破除西方知识界普遍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瓶颈，而且以“向内部超越”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将“文化的媒介化呈现”议题内部化、历史化、结构化，探索媒介政治文化的历史化构建及其普遍性意义。从认识论层面来看，刘康试图超越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设定，开辟一条带有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有关媒介、文化与传播的知识社会学路径，从而使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对国际传播内生性与延展性议题的分割。在他看来，尽管媒介文化的外部形态扎根于内生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但国际传播不仅仅是建基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分野的文化想象，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和创造性的社会行动。 “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时代成因及其应对策略 马超/王岩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思想理论教育》，2022.4.107～111 2021 年，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网文席卷互联网，使“躺平主义”一跃成为现象级流行语。“躺平主义”以其喜感的调侃方式、动态的叙事风格和悲情的心理构境，一经网络媒介的发酵与传播，迅速拨动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一时间燃爆公共舆论场。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角度来看，“躺平主义”传承了“佛系主义”的“丧文化”基因，但却拥有更加清晰的身份标识和更为明确的实践指向。当前我国社会已经步入新发展阶段，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跃升意味着当代年轻人尽管仍需要倚靠劳动来维持生计，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更加期望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有意义的人生。尤其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他们最初充满着对职场生活的炽热、激情与渴望，社会劳动几乎承载着他们全部的理想、抱负和未来。然而，全力以赴的结果如果是满足感的频频“缺席”，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便会沦为强制性的、束缚个性发展的铰链，呈现为一种非创造性的劳动形态。“躺平主义”正是当代青年对非创造性劳动表现出的一种消极抵触和软性抵抗。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心理表征、价值构境、话语叙事和形象定位等维度加以窥探“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 “躺平主义”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时代困境的群像反映，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利益动因和广泛的现实缘由。尤其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非创造性劳动困境，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转型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症候。这种社会文化症候根源于劳动功利化倾向的纵深蔓延，表现为以功利化劳动为轴心所形成的社会不良氛围，通过影响人们的劳动观念、劳动环境和劳动技能，进而制约当代青年创造性劳动的实现。对于“躺平”者而言，“躺平”不仅是应对劳动焦虑的一种行为反应模式，也是对抗功利化劳动趋势的一种被动防御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