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国家形象”的多种界说 “国家形象”并不是原本就存在的，而是不同国家、民族在沟通、交流与互动中产生的，“国家形象”这一概念最初诞生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后来逐渐扩展到经济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成为了一个多维度、多要素、包蕴内涵十分广泛的概念。1959年，肯尼斯·博尔丁在其著作《国家形象和国际体系》中，将国家形象分为：国家的地理空间、外部对其的敌意和友谊、外部对该国的强弱判断三个维度。①他认为国家形象的好坏虽与地域和实力相关，但最终还是一种在心理上给人的感受，是可以被塑造的。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关注“国家形象”话题，首先，从整体角度阐述和界定“国家形象”，如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輿论反映”②；“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③；“国家形象是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④；国家形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方面”⑤；“现代身份、世界贡献、战略意志、特殊责任、有效治理”⑥；从领域划分，“国家形象可分为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科技形象、外交形象、社会形象、地理形象、生态形象等”；从行为主体划分，“国家形象可分为政府(这里是广义的政府，包括执政党、军队、警察、司法系统等)形象、社会组织形象、企业形象、公民形象等。”⑦其次，从权力角度界定“国家形象”，如提出国家形象是“基于硬权力和软权力的总和，是国家软实力的最高层次”⑧；“一种参与着全球的国家权力之间博弈和碰剐的文化权力”⑨。最后，从建构角度阐释“国家形象”，如认为国家形象不是国家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设计，而是国家之间在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一种相互建构，提出，“国家形象不是类比意义(它或多或少像……)上的，而是在参照系意义上的形象”，“国家形象反映了国家间的相互建构关系”⑩；或认为国家形象“体现为一种主客体互动关系，是主观印象和客观存在的统一”(11)。 当今世界正处于社会剧烈变革和文化转型的大发展时期，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国家形象是一个正待塑造的、充满挑战性的领域。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形象是中国的整体风貌在所有认知主体意识中的再现，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历史、环境气候、科学技术、国民素质、对外交往等方面的认知和整体评价。“中国形象”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既定现象，而是通过文化产品、传播媒介被塑造和传播的。文化是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思想与精神特质，同时作用于国家的发展，对国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增进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基础，他国对本国的文化认同则是国家国际地位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的先行条件。一个国家的形象与该国的国家影响力密切相关，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增强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二、“中国形象”的他塑历程 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做一个长线梳理，便可以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处于“他塑”的状态。13世纪末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对中国印象的最初记载，是“中国形象”生成的起点。马可·波罗对于彼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城市的描述，塑造了一个充满财富与权力符号的“中国形象”，但这一“中国形象”与其说反映了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面貌，不如说表现了西方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幻想。我们从《马可·波罗游记》中不仅能读到模糊的“中国形象”，而且可以找到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 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编写的《大中华帝国史》是一部详细介绍中国的百科全书，该书详尽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气候、物产、运河、建筑等，塑造了一个先进而优越的“中国形象”，1585年首次出版，到1600年，在欧洲已有7种语言的46种版本，引发了欧洲数世纪的“中国崇拜”。 继门多萨之后，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不仅首次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而且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中国富饶的物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政治体制、社会风尚等中国的方方面面，后被整理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利玛窦认为中国是古老而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他写道：“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12)这对领土狭小、四分五裂、历史短浅的欧洲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用哥白尼的发现比喻中国对欧洲的冲击。 18世纪，西方视域下的“中国形象”出现分化。1735年，杜赫德撰写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问世，书中“流露出了对中国停滞不前的状态的担忧”(13)。而启蒙运动泰斗伏尔泰提出，“当你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你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14)“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15) 在欧洲结束了思想启蒙运动、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英国人乔治·马戛尔尼于18世纪末期，受英国政府委托，怀揣着对神秘古老而崇高的国度的向往、率领使团来到中国。使团与清政府的谈判并不顺利，马戛尔尼感到他想象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有很大差距，此后，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开始跌落。19世纪，卫三畏、明恩溥、卢公明等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在《中国总论》(卫三畏著)、《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卢公明著)、《中国的文明》(明恩溥著)、《中国人的特性》(明恩溥著)、《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明恩溥著)等著作中，“中国形象”从崇高美好走向了衰败落后，中国成为西方人眼中的“孔夫子的中国”“沉睡的雄狮”。西方提出：“过去漫长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人似乎从未有过任何革新进步的想法；而且，在任何学科领域，任何超越古人的想法都会被视为异端。”“几百年来，这个国家的风尚(包括宗教和道德在内)在不断败落”(16)。“中国实际上是个异教和半文明的国家”(17)。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大规模侵华战争中连连战败，更是使得中国形象演化为“劣等民族、牺牲品和臣民、可以获取利润的源泉、蔑视和可怜的对象”。(18)西方传教士这样描述中国人：“他们看上去很奇怪，离我们十分遥远”(19)“当我最初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看上去不像人类却像动物”(20)。总的来看，19世纪前后，中国国力孱弱，对外传播能力不强，未能掌握对自身形象建构的主导权，“中国形象”基本是由外籍传教士和海外汉学家所“他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