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电视文艺究竟应当如何展现，或帮助参与建构制度的优越性和自信感？更进一步说，讲述中国故事的电视综艺节目，如何能够有效地“对抗”甚至扭转当前网络综艺节目对青少年的“实质吸纳”的现实，是本文思考的核心内容。国内既有的文献显示，“讲好中国故事”大多从国际或对外传播，甚至外交的角度，而很少从国内电视综艺节目的生产角度进行思考。不过，如何基于制度现实(而非制度理想)①，形成中国概念②，成为大多数相关文献的讨论重点。这对于电视文化创新类和政论类节目的生产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通过电视综艺节目或网络综艺节目讨论文化领导权，特别是面对青少年建设文化领导权的问题意识，在国内的相关文献研究中几乎处于缺失状态。鉴于此，本文以央视制作的《朗读者》以及此前就已在内蒙古卫视播出的政论类节目《开卷有理》及此后由东方卫视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制作的《这就是中国》等为个案，探讨作为社会主义公共传播载体的电视综艺节目，从话语实践上讲好中国故事，并因此在受众(青少年)层面上应对网络综艺节目的严峻挑战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 一、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性质与定位 围绕电视综艺节目的定位和性质，学术界或业界一直纷争不断。综艺节目是否只能作为商品，在电视市场上进行流通？西方出现的公共电视系统，提供以纪录片和新闻为主的“公共”产品，它所预设的商业与公共的二分，暗指综艺节目天然的商品属性。不过，将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陶冶、教化功能同大众娱乐之间完全区分开，既不合理，也不现实。③19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电视真人秀的类型化发展，又佐证了综艺节目具备文化或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能。④ 与西方类似，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电视综艺节目不断(被)重申的社会或政治治理(如社会效应，或政治导向)功能，表明它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电视综艺节目的生产和流通，处于行政逻辑与资本逻辑⑤所构成的非均衡、非稳态的结构化的互动关系中。由此，生产者即国有电视台(尤其是省级卫视)凭借电视综艺节目的制作和流通所积累的资本与利润率，自动划分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带(就是业界所说的“第一、第二梯队”)，它们在与全球电视市场接轨的过程中，更从整体上隶属于全球综艺节目商品链的下游。 当前，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处于中心地带的省级卫视与三大视频网站及其背后的民营制作公司、处于半边缘和边缘的省级卫视，构成当前国内综艺节目生产的三股制作力量。央视与处于半边缘或边缘地带的省级卫视，多少复原了一些列宁主义式的宣传手段，即凸显电视综艺节目的宣教、鼓动和组织功能；而处于中心地带的省级卫视和三大视频网站，则彼此竞夺以青少年与城市居民为主体的庞大的受众市场，(网络)综艺节目再次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的议程”。国内综艺节目生产“三分天下”的局面，不仅模糊了综艺节目的商品属性与公共性之间的边界，更让公共性成为不同制作方、平台可以任意解释和涂抹的能指。 二、文化创新类节目的“强内容”路线，与中国综艺节目生产“拐点”的到来？ 2016年的《中国诗词大会》、2017年的《朗读者》先后在央视亮相，大多数学者对此持正面态度，并冠之为“清流”节目，暗含着对过去6年间以明星为主体的户外真人秀“浊流”⑥的抵制。2017年6月，上海电视节开幕式论坛以“文化传承与当代创新”为主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代表总局，强调文化创新类节目升温，引进模式遇冷；他表示，借助以《朗读者》《开卷有理》《诗词中华》为代表的文化创新类节目，实现“文化自信”，计日可期。据统计，2017年，有超过50档的文化创新类节目在电视平台播出。 以《朗读者》为代表的文化创新类节目，大多为原创开发。它们大多不符合西方/全球电视市场的流通规则，因为只有“强模式、弱内容”的(竞技)综艺，才能更快速地进入全球电视商品链中进行再生产、交易和流通。这些综艺设置层层铺排的竞技赛制，以产生张力、制造悬念；而参与者的经历或故事，只需要经过(不同地区的)制作方的裁切、精修后，契合进既定的流程即可。《朗读者》刚好相反，它属于“弱模式、强内容”的非竞技综艺。节目邀请不漫天要价的名人参与，⑦不设置竞争环节，仅以叙述、念白和对谈的形式，催生主持人与阅读者、阅读者与观众或与故事主角之间的共情效应。第一季最后一集因播出时间是在2017年五四青年节后两天，节目组专门将主题词定为“青春”。编导选择的五个文本和对文本顺序的编排，结合被邀请的阅读者冯小刚、郎平等人的人生故事的叙述，让“青春”在节目中的呈现，不再限于力比多、感性杂多或自我本位主义的刻板印象，也跳脱出“小时代”的犬儒或伊壁鸠鲁主义的倾向，而是在人生“长旅程”或“大时代”发展的背景下，充满反思和命运感。整期节目没有居高临下地命令青少年应该怎么做，在占有性个人主义或消费主义弥漫着整个青少年群体的情形下，它以探讨和对话的形式，启发青少年对意义的寻求和思索。《朗读者》也因此摆脱了单向生硬的宣传模式，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使命感，更将高质量(而非被社交媒体所培养出的浅层快速)的阅读与反思，仪式化为公共传播的重要内容。可见，节目组试图摆脱的，正是处于中心地带的省级卫视遵照欧美综艺节目“强模式”及其工业化生产规则，而精心生产出反乌托邦叙事模式，或者带有市场民粹主义色彩、好莱坞式的奇观故事。所以，无论从成本核算，还是从生产模式来看，《朗读者》作为国内文化创新类综艺的代表，其进步意义不可被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