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收到一封自美洲寄来的信，写信者是号称“新西班牙”创始人的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信中描绘了一个光怪陆离、超乎现实的异域空间，为了增强阅读体验，科尔特斯还附上了一幅彩色地图。①来自新世界的地图很快融入欧洲宫廷与市井娱乐，在一种流行的鹅棋游戏中，图像被分割在63个逆时针向心排列的格子里，玩家需要从美洲出发，通过掷骰子来决定跳跃的步数，沿途不时会经过殖民地、种植园、贸易港、原住民部落、异教国家以及遭遇游览、交战、谈判等各种虚拟场景，赢得奖励或接受惩罚，最先回到最后一格“祖国”的人获胜。 2021年10月，马克·扎克伯格也发出了一封《创始人来信》，正式宣布Facebook更名为Meta。信中也描述了人类社会的下一个新世界——元宇宙(metaverse)：在数字技术支持下，人们可以沉浸体验虚拟现实或超现实的各类场景：娱乐、社交、消费、工作……为了更形象地说明，Facebook还制作了一部时长77分钟的影像。 “新世界”一词取自塞涅卡的悲剧《美狄亚》(Medea)，“忒提斯将会揭开新世界(novos orbes)的面纱，极北之地不再是人世的边缘”。②近代欧洲的地理大发现证实了这段古老预言，也加速了技术革命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同时还孕育了早期的乌托邦小说与科幻文学。据此，不少人将元宇宙比作数字时代的新大陆发现。“metaverse”同样也出自早前的小说《雪崩》(Sow Crash，1992)，如同五百年前的“新世界”(orbe novo/mundus novus)一样，这个概念在商业资本、技术创新与巨型规模行为体的全面参与下，迅速展现出巨大的舆论能量和商业前景。当下，我们还不能断言元宇宙能否如扎克伯格所说“开启人类的下一个篇章”，但也无法否认它已酝酿了一场蔓延于文学创作、股票市场、个体与公共等多领域的舆论思潮，其既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数字经济时代的话语知识变动，又对未来的政治发展与社会改革产生影响。参考新航路开辟后的欧洲，为了争夺新世界，技术、资本与权力必然寻求对初始规则和政治话语的控制或主导权，这会不会引发元宇宙版的“饥饿游戏”，带来数字空间的拓殖、移民与新型战争呢？与此同时，在现实社会网络风险、平台垄断、游戏沉迷等问题仍很突出的情况下，虚拟世界怎样实现有序的公共生活与良善的社会治理？这些既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维度的问题。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新世界”从文学与商业概念发展为世俗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思潮，需要依托更加直观而有效的媒介——从科尔特斯的地图到风靡欧洲的地理游戏，这些视觉娱乐产品一方面将遥远的世界化为具象，另一方面也成为技术一文明进程中的一种例证，背后隐含着一定的政治秩序与话语规则。“元宇宙”的媒介是游戏，作为其前期雏形，“多用户地下城社区”(MUD)很早就应用于游戏，而模拟现实的底层技术与设备终端则依托于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就像电影《头号玩家》中所呈现的一样，现阶段有关虚拟世界的认知体验、互动模式、社会关系与秩序意识主要来自视听影像与游戏平台。③既如此，我们不妨将游戏视为一种虚拟社会的镜像，就像新航路开辟后的殖民地制图一样，新空间的构建既有对旧世界体制的某种延续，也包括对原有秩序与价值的超越，先行试验于殖民地的许多治理经验与技术，反过来影响了欧洲本土的实践。④因此，本文试图从游戏的视角切入，围绕共同体的秩序起源、技术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媒介生态来审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元宇宙。 关于游戏的共同体构想 按照“元宇宙第一股”罗布乐思公司(Roblox)在其上市招股书中的表述，一个真正的元宇宙世界应该包括以下特征：身份(Identity)、朋友(Friends)、沉浸感(Immersiveness)、低延迟(Low Friction)、多元(Variety)、随地(Anywhere)、经济(Economy)和文明(Civility)。这其中既需要底层硬件和设备的支持，也涉及日常信用、经济与社区的管理，当然也包括更高级层面的认同、价值与文化。⑤扎克伯格也有类似的构想：维护隐私、安全、开源与交互这些共同价值，不仅需要新的技术工作，还意味着一种新的治理形式与用户生成(User-Generated)的生态系统。对元宇宙的拥护者而言，无论是“文明”还是“生态系统”，都意味着虚拟的游戏社交已经不再局限于娱乐消遣，而是依托一种新型组织形式，朝着身份、理念与价值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区块链、人工智能和5G通信等无疑提供了技术方面的保障。问题是，游戏能否缔造一个共同体？ 历史社会学研究指出，早期游戏通常拥有很强的地方文化与社群建构功能。在阿尔萨斯地区，船业行会历年的庆典项目之一便是将一只鹅绑在绳子上，以其为终点组织划船比赛；而在法国南部的一些乡村地区，狂欢节上年轻人的流行玩法是追赶一只绵羊，游戏的最后，人们要集体拿着镰刀把捉到的羊杀死。⑥这些游戏都是带有团契意义的原始仪式，是传统社会拉近集体联系、将人化为整体的主要方式之一。然而到了近代社会，游戏与共同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如埃利亚斯(Nobert Elias)所言，游戏成为现代国家进行权力规训与认同塑造的重要手段，尤其是源于宫廷的众多游戏，如纸牌、鹅棋、骑士比武、体育竞技等，构成了礼仪教化的关键部分。⑦另一方面，这种道德化取向又加速了传统游戏共同体的分化，比如成人与儿童，平民与资产者，当然还有沉迷玩家与冷静看客的决裂。⑧这种分化反映了经济社会变迁背后传统社群的衰败，同时也孕育或助长了新的社会价值。弗伦德里希(
Freundlich)就认为，18世纪的博彩游戏强化了一种消除身份的“平等感”与“无差别感”，这既侵蚀了旧的社会体制，又推动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新秩序构建，⑨“自由人联合”的理念甚至延续成为元宇宙构想中的核心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