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①1916年9月，时年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发表气势恢弘的《青春》一文，发出了民族国家“更生回春”、努力造就“青春中华”的时代呼声。两年后，李大钊接连撰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成为“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次年，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②随后，李大钊又由思想入于行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直至1927年4月28日牺牲，生命定格在了38岁的青春年华。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的生平与思想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关于李大钊思想的既有研究成果，往往关注他在五四运动前后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③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若过于强调流变性，可能会忽略或遮蔽李大钊思想中的整体性和连贯性特征。以本文开篇所引的名文《青春》为例，论者多认为这篇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文章体现了李大钊早期的“青春哲学思想”或“泛青春论”，一方面激发爱国热情、鼓舞青年奋进，另一方面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在宇宙、历史、人生等问题上存在许多矛盾之处，与后来成熟的、深刻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思想形成鲜明对照。④但细读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五四运动后乃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重要论著，可以发现，尽管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使他变得更加成熟和深刻，但“青春”意象及其哲学意蕴并未随之消失，而是经过改造后融入李大钊的历史观念中，为其理解和接受唯物史观打上了鲜明的思想底色。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和中共建党先驱中，李大钊可以说是对西方近代史学和社会科学了解最系统、最深入者。他于1907年18岁时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1913年底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本科学习，直到1916年为参加反袁斗争而回国，系统学习日本和西方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知识达九年之久。回国后，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课程，并出版了《史学要论》等著作。⑤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建立在对大量中、英、日文著作进行系统阅读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他从不孤立地、片断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将其置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演变的大脉络中加以比较观察。因此，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或许比其他人更具有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对其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张力产生过更多的疑惑，也正因如此，方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征。 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贯通性研读李大钊不同时期著作的基础上，对他笔下的“青春”意象及其蕴含的历史观念进行深入探讨，进而阐明李大钊如何克服在接受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时的思想困惑，并发展出一种“能动的唯物史观”，以彰显建党先驱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及中国化的艰辛探索和取得的理论成就。 一、青春、白首与再生 诵读《青春》一文，很难不被其汹涌澎湃的激情和再造中华的宏愿所感染。激情和愿望的背后，蕴含着作者独特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其首要特征即是认为宇宙、历史、民族、国家皆如个人一般，会经历从儿童到成年、由“青春”而“白首”的生命周期。⑥ 宇宙是绝对的，“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又是相对的，有进化亦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青春之进程”是相对的、变易的，“无尽之青春”则是绝对的、不变的。今日之地球，“为儿童地球乎？青年地球乎？丁壮地球乎？抑白首地球乎？”答案是：即便地球已成白首，人类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故“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⑦ 民族国家“亦各有其生命”，“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纵观西方历史，罗马、巴比伦曾盛极一时，“丰功伟烈，彪著寰宇”，如今“都成尘土矣”；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乃至英吉利等国，“皆尝有其青春之期，以其畅盛之生命，展其特殊之天才”，如今“声华渐落，躯壳空存，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民族国家相碰撞，“陈腐之国族”必败于“新兴之国族”，“死灰沈滞之生命力”必败于“朝气横溢之生命力”，“白首之国民”必败于“青春之国民”，这是“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⑧ “青春”意象中，映射出李大钊对中国现状和命运的深切关怀。当时的中国是陈腐之国还是新兴之国、白首之国还是青春之国？李大钊坦承，她早已青春不再、渐入暮年。中国“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⑨“吾以老大衰朽之邦，风烛残年，始有新中华之诞育，先天遗传之病惰种子，在在皆足以沉滞新命发育之机能，甚且有流产胎殇之恐焉。”⑩ 可是接下来，李大钊笔锋一转，跳出由“青春”到“白首”的单线生命周期，提出一民族、一国家难以永生而不死，却可以死后而重生。国人所当努力以赴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中华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为此，他对“中华”一词作了新的解读：所谓“中”者，不仅是指空间上“为天下之中”，也当理解为时间上“谛时中之旨也”。以“今岁之青春”为一中点，此前为“白首之历史”，此后则为“青春之历史”，青年人须以当下“为时中之起点”，焚毁“一切白首之历史”，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谋求民族国家之“回春”与“再造”为职志。(11)针对“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的悲观论调，李大钊认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12)虽然他意识到“世界史中，尚未见有回春复活之民族，重为世界之强国也”，也承认“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却依然“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