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伯格曼(Gustav Bergmann)和罗蒂(Richard Rorty)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语言转向”经历了从对语词的分析逐渐过渡到对句子的分析，又从对句子的分析逐渐过渡到对语汇的分析的历时性发展。驱动这一发展的根本动因是对语义的重新理解，意义不再是语言和语言外对象(不管这些对象的本体论状态如何)的指称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真判断，而变成了具体使用语境中的语用推论(pragmatic inference)。语用学的入侵让自足的语义自律(semantic autonomy)变得不再可能，由此造成了“语言转向”内部的“语用转向”。这一转向的主要思路是用语用层面的共识代替语义层面的表征，在基于理性推论的社会性活动中探讨意义的生成和发展。如果说后期维特根斯坦奠定了语用转向的基本方案，那么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布兰顿(Robert Brandom)则可以说是语用转向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代表。 但不同于完全接受语用转向的其他哲学家(比如罗蒂)，戴维森和布兰顿显然对如下危险更为焦虑：取消对外部对象的指称和表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语言观念论。一方面，这种由语言决定实在的倾向有悖于早期分析传统对客观性的诉求；另一方面，社会实践语境中的规范语汇是否能对客观性作出令人满意的刻画仍是一个尚待展开和论证的问题。并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本体论相对性理论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焦虑。①本文要阐明的结论是，为了平息这种焦虑，戴维森和布兰顿探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语用转向的总体路线并不必然要求我们放弃对表征的探讨，社会语境中的语用推论可以和一种特殊的表征语汇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共同呈现语义的完整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较为大胆的结论。因为它不但挑战了从语义到语用的单向叙事，还从根本上质疑了在“指称”和“使用”之间作出选择的基本论题。无论是对坚持“语用入侵”还是对坚持“语义自律”的哲学家来说，在语用视域中探讨“表征”或“指称”都是无法被接受的吊诡立场。而通常对戴维森和布兰顿做出的反表征主义解读也很难让我们将他们的思路和这种理论探索联系起来。比如，罗蒂明确地将戴维森归入了反表征主义阵营。②而皮考克(Christopher Peacocke)则指出，布兰顿的推论主义完全不考虑真、指称与表征。③为了阐明本文结论的合理性，我将首先考察戴维森和布兰顿在他们体系内部保留了何种意义上的“表征”，这种特殊的表征对他们的语义理论又具有何种关键意义。在此基础上，我将试图阐明，作为极富原创性的哲学家，戴维森和布兰顿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因果维度和规范维度在一幅“人(语言使用者)在世界中”的图景中结合在一起。根据这幅图景，我们应该从一种语用转向的视角转向更为整全的语义观。 二、戴维森：三角测量与先天论证 尽管戴维森的哲学工作主要涉及信念态度(信念、欲望、意图等)，而非断言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戴维森那里，关于世界或他人的信念是通过命题表达的，而戴维森也在实际的讨论中将信念态度处理为“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④因此，对戴维森而言，真之理论同时也是语义理论。而反过来，为了理解戴维森的语义理论，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他的真之理论。 驱动戴维森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高度依赖我们的信念语境，但又能以非相对主义的方式讨论同一个世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戴维森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革新笛卡尔以来的思维范式，即跳出基于第一人称视角的“主体神话”(the myth of the subjective)。他试图阐明，在二元的“认知”关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三元的“解释”关系中得到解决，换言之，我们可以在“说话者”(speaker)、“解释者”(interpreter)和“公共事物和事件”(public things and events)构成的解释空间中确定对象的客观性。戴维森指出：“客观真理和谬误的概念必然产生于解释的语境中。对人际交流系统的存在而言，被认为为真的句子和实际为真的句子之间的区分是根本性的。……除非一个人理解了犯错的可能性，否则他就不可能持有信念，而这要求他把握真理与谬误、真信念与假信念之间的对立。但我已经表明，这种对立只能在解释的语境中产生，只有解释的语境才能迫使我们产生客观公共真理的观念。”⑤ 戴维森用“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来界定这个三元的解释结构(见下图)。三角测量源于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当我们不能直接测量线段两端之间的距离时，我们可以移动位置或找另一个参照点，应用三角测量法，根据两个点与对象形成的角度和另外两条边的距离，计算出‘我’和对象的距离”。⑥事实上，三角测量在哲学论证中的应用并不是戴维森首创的。个体意识确定对象的一个基本操作是，将对象从我过去和当下的思维中取出，通过它和这两种对象的相对关系来确定对象的“同一性”(sameness)。戴维森的洞见在于将应用语境从“两种主体状态和一个对象”转变为“两个生物和一个对象”，即阐明我们无法只从单一人格的视角出发判断回应的正确性，只有通过至少两条不可相互还原的可靠意向链，我们才能成功地界定出世界中的某个公共对象或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