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明治时期开始，随着西周的“哲学”译语得到广泛的传播，东亚学界出现了以西方的“哲学”范式为主导的崭新学术气象。在此时的中日学界，来自西方的“philosophy”受到人们关注，并普遍接受了西周自创的单词“哲学”作为此概念的定译。其实，西周最初可以把“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他却用自创单词“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而这个翻译经历了从“希哲学”“希贤学”到“哲学”的发展过程。①在当时的日本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把philosophy翻译成“理学”更为合适，其中中江兆民最具代表性。②然而，从当时的日本明治新政府(文部局)到学界、媒体等，基本都不采用东亚传统思想中已有的概念“理学”，而是选择西周的自创新词“哲学”作为“philosophy”的译语。③当时的中国也一样，虽然也有学者认为“philosophy”所对应的应该是“理学”，最终却选择了来自日本的这种翻译，“哲学”一词在学界很快被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是“哲学”而不是“理学”？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对于西周当年为什么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而不是“理学”的问题，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加以考察与反思。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西方学术概念的翻译问题，实际上却潜藏着近代日本学界通过西学东渐的历史契机重建东亚学术秩序、寻求达到主导东亚学术话语权的目的。 一、西周不采用“理学”而自创“哲学”的缘由 迄今为止，中日学界一般都认为，西周选择自创新词“哲学”替代“理学”，以此翻译“philosophy”这个概念，是为了区别东西方的两种学问。其依据主要是：“尽管可以采取直译的方式将之翻译成理学、理论之类，但是由此却会过多地引发与他者之间的混淆，故而如今翻译为哲学，与东洲之儒学一分为二。”④在这里，西周首先承认可以翻译成“理学”，但是为了不“引发与他者之间的混淆”(这里的“他者”应该指的是自然科学以及东亚的“儒学”)，所以自创单词“哲学”来翻译。这一表明(西周明确地对于自己为什么不采用“理学”而自创“哲学”的原因性说明也仅此一处)让学界普遍认为西周是为了与自然科学之“理学”相区别或者是为了明确区别西方“philosophy”之学与东亚的“儒学”而不采用“理学”一词。⑤ 然而，只要与西周的其他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即可发现，他的上述说明不能自圆其说。所谓的为避免混淆而自创新词“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让东西方学术“一分为二”，似乎只是西周的表面说辞，其中深藏着西周与明治时代的日本人一致的追求，或者说西周拥有更为高远的志向，只是这种志向或者尚处于潜意识状态，或者他对此已有自我意识但不能直说而已。⑥笔者对于西周的上述说明产生疑问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西周在翻译“philosophy”时，虽然注意到西方哲学与东亚儒学的不同，即他所谓的“大相径庭”，但并没有弄清楚究竟为何会不同，所以他多次提到东西方学术其实是一样的。比如： 与以往所学汉说存在大相径庭之处……只是其所言ヒ口ソヒ之学，简述性命之理不轶于程朱之学，本于公顺自然之道。⑦ 大概孔孟之道与西之哲学相比大同小异，犹如东西彼此不相因袭而彼此相符合。⑧ 东土谓之儒学，西洲谓之斐卤苏比(philosophy)，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⑨ 上述第一段引文是他接触到“ヒ口ソヒ之学”(philosophy之学)的最初印象，即注意到与以往所学的汉学之间“存在大相径庭之处”。然而，在同时期(1861年前后)的文献(第二、第三段引文)中，则出现了不同的理解，认为儒学与哲学“大同小异”“其实一也”。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是因为在1861年前后，西周最初接触到“philosophy”这门来自西方的学问时，并没有真正理解源于古希腊语的“philosophia”这个概念、这门学问的本质内涵，也就是说“不能从西方哲学最本质的‘知’的独特性来把握philosophy”。⑩正因此，他最初把西学philosophia与“理学”“儒学”等同理解，并把其与传统汉学进行对应性把握，这就是前述引文中所说的“可以采取直译的方式将之翻译成理学”的认识背景。(11)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采用“理学”翻译“philosophy”，而是自己创造新词并经历了从“希哲学”“希贤学”到最后定译为“哲学”的过程呢？将这种苦心孤诣的追求，仅仅理解成是为了避免“会过多地引发与他者之间的混淆”，即为了“区别”东西方学问而选择的翻译策略，显然有些牵强。本来采用东亚传统思想中已有的“穷理之学”对应来自西方的“爱智之学”是常理，也是一条更为便捷、也更容易被人们理解与接受的翻译，西周却选择了更为艰难的探索，自创新词而最终将“philosophy”定名为“哲学”。如果他不说这是为了与他者相“区别”，只说是为了创新，反而更让人容易接受，他却表明这是为了避免“混淆”，这就多少让人感到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蹩脚说明。 第二，西周是明治初期关于在日语中“去汉字化”的积极倡导者，甚至有时极力贬低汉学，表现出对汉学的轻蔑态度。明治初期的日本，西方学问一边倒的潮流在学界蔓延，造成许多翻译文献不忍卒读。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专门让汉学专家来校对译文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刚成立不久的东京大学，时任大学总理(校长)加藤弘之多次向文部省申请在大学课程里追加“古典讲习”课程。井上哲次郎在后来回忆加藤弘之对于东大的贡献时，专门提及当时东京大学“古典讲习”课开设的重大意义。(12)正是在全盘西化、也可以说“去中国化”的追求中，明治初期曾经出现过在日语中“汉字”存废的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