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2)02-0184-07 1940年代后期，沈从文创作的小说屈指可数，他大多以知识者的身份发表政论，讨论文化建国、教育复兴、北平城市建设等问题。作为沈从文在转折时代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雪晴》贯穿了他从昆明到北平，从抗战到内战的时空变动。小说在文学风格和叙述方式上呈现前后断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沈从文1945年前后的历史心境和文学观念，有着丰富的解读空间。在目前的研究中，有关《雪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尚未充分打开小说的多重空间。这一方面与小说文本的未完成性有关，另一方面与40年代沈从文研究不足相关。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从审美性的文学世界转向现实世界，关注现实政治，并就抗战大局、地方现实和湘西父老乡亲的出路发表政论。文学研究中，“40年代”通常指1937年至1949年的时间阶段，学界对40年代沈从文的关注大多集中于抗战时期，从文学社会学角度讨论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开拓出新的研究视角和解读空间。而对于40年代后期的沈从文关注甚少，此时沈从文从文学者转向知识者，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讨论如何以“文运重造”实现“民主建国”。作为后期京派的重要成员，沈从文的文化政治诉求颇值得关注。沈从文在《雪晴》系列小说中有甚为宏阔的设想，他试图拓展小说的社会、历史内涵，并进行小说文体的实验，概而言之是1940年代战争语境下综合性文学实验的成果。若非时局打断，顺利完成的《雪晴》系列小说应有丰富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因此，本文尝试重新解读《雪晴》系列小说，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讨论小说文本的断裂性和未完成性，呈现转折年代中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和历史心境。 一、游记与风景画 《雪晴》系列小说写于1945至1947年间，由《赤魇》《雪晴》《巧秀与冬生》与《传奇不奇》四篇小说构成。小说的主题和内容前后连贯，构成一个短篇小说系列。沈从文在写作这四篇小说时经历从昆明到北平，从抗战到内战的时空变动，小说文本在叙事视角和文学风格上呈现出差异性。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这四篇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文体风格上并不一致，开头的《赤魇》《雪晴》与其后的《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断裂。[1] 《赤魇》延续“七色魇”系列题材，在虚幻的梦境体验中讲述立志当画家的“我”随四名伙伴前往高枧村的旅途见闻。小说主体内置于游记框架中，“我”前往陌生的乡村，路上观览奇妙的自然景物，并在伙伴间的谈笑中连带出旅行的目的和经过。在奇异的自然环境中“我”生发了奇妙的情感体验，沉浸在一种梦幻的情境中，直至前方传来满家娶亲的唢呐声方才将我从沉溺的思绪中拉出，故事由此进入正题。这种情感体验巧妙契合了小说篇名所指称的“梦魇”的含义。随后“我”到达目的地高枧村，并以尊贵的客人身份参加了这场隆重的仪式，其间经历了巧秀的私奔和巧秀、冬生被劫持的事件，目睹了发生在高枧村的一场乡村械斗。《雪晴》则描画了一幅乡村风情画，“我”随青年们在雪地上打猎，目睹了西南边地种种奇异的景象和生物。在雪后新晴的大地上，各种小兽奔跑追逐，猎人闯入画面展开围堵，一场雪上猎射的游戏由此开幕。光滑的雪地反射着太阳光，整个画面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衬托出场面的干净和纯洁，淳朴健壮的乡村青年以雄健刚强的身影填充画面，透射出一种奇异的美感。在蓝天白雪间，小动物灵活奔窜的姿态和猎人健朗的身姿相互映衬，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乡村风景画。后两篇小说《巧秀与冬生》和《传奇不奇》则从“风景”转向“人事”，讲述了发生在高枧村的乡村械斗，故事中插叙巧秀和外乡人私奔的情节以及巧秀母亲沉潭的往事，演出一曲现代传奇。 从小说的情节设置和语言风格可以看出，沈从文在构思时有明显的戏剧意图。《赤魇》充当引子，《雪晴》负责开场，《巧秀与冬生》描摹地方人事结构，《传奇不奇》上演现代传奇，将故事推衍至高潮。这四篇小说分工明确，从渲染气氛、搭设布景到上演传奇，演出了一幕古典浪漫的传奇故事。沈从文在小说中综合运用多种感官体验，在视觉、听觉、触觉的通感体验中导演出一幕如梦似幻、神奇浪漫的悲剧传奇故事，并且在虚构的小说中抒发某种压抑的情欲。 “风景”是沈从文40年代小说的重要元素。沈从文早年在陈渠珍的部队中负责整理中国山水字画，有颇为深厚的美术修养。1934年，沈从文在《湘行书简》中便手绘了十几幅山水速写。沈从文笔下的风景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某种意识形态加工后呈现给读者的“风景画”，有明确的构图和绘画理论作依托。按照米切尔的理论，“风景”的发现与现代意识的发生有关。正是有了现代自我意识，自然景物才从不被人觉察的自然事物变成了观者眼中的风景。“风景”的再发现与抗日战争以来知识者南北迁徙的行旅经验有关，北平的知识者在南下途中目睹中国内地多样化的自然景物，生发奇异的观感。寄居昆明时，感受西南大地丰富的物产和多样的生物。特别是在动荡的时局中，个体更容易生发怅惘之感，在存在主义哲学下发现宇宙与自然的奥秘，冯至《十四行诗》便善于从小昆虫的生死寂灭中抒发人生哲理。讨论沈从文的“风景画”不必从“风景”的发现说起，“五四”时代文人已经有了风景观念，并在游记中有意描摹风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沈从文如何有意识地“画风景”，其中包含了他自己揣摩或有意学习的绘画理论。
图一 沈从文在《湘行书简》手绘的风景画 《赤魇》开篇中写道：“我们一行五个人，脚上用棕衣缠裹，在雪地里长途步行已到第六天。算算路程，今天傍晚应当到达目的地了。大约下午一点左右，翻过了小山头，到得坳上一个青石板砌就的灵官庙前，照例要歇一会儿脚。”[2]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移步换景的游览经历，限定了时间和地点。根据相关定义，“游记散文主要是指山水游记，即以山水作为散文艺术表现的对象，以审美的眼光观察、反映自然景物。作者必须用散文的形式，艺术地记述亲身游览山水的见闻、感受。一般是以游踪为线索，展现自然之美；不得虚构，不得借用别人考察、游历的现成资料。”[3](P.323)简言之，游记需具有游踪、风景和观感三重要素。从游记文体的元素看，《赤魇》开篇采用了游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