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的正式登场,那么,他在此之前的那些创作,均可称为早期创作。不过,这也包含几个不同的时期。目前讨论得比较多的主要是他留日期间写的那些论文和译作,而较少关注其他。或者即便有所论述,也都抱着一种相对轻忽的态度。这里要讨论的鲁迅早期创作,主要指他在1902年4月东渡日本之前在故乡及南京所做的那些诗文。这些诗文,均录自周作人1901-1902年《日记》及所附《柑酒听鹂笔记》,虽然比之后来成熟期的创作,其思想、艺术还均处于模仿、尝试阶段,但无疑却是鲁迅文学创作真正的起点,是他人格形成和艺术风格演变中一个原初阶段,其所得所失,均具有非具体篇章评价所能限定的意义,忽视了这个起点的存在,就不可能对鲁迅思想、人格的丰富性和历史性有全面的认识,也就不能从中看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具有的某些复杂问题。 一、旅途体验与家园情思 1898年的《戛剑生杂记》,是现存鲁迅最早的创作。鲁迅早期创作中最可注意的东西之一,首先就是他为自己所取的这个别号,所谓“戛剑生”,无疑是一个有明显尚武意味的名字。这一年的5月,鲁迅考入江南水师学堂,10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开始他为期四年的军事学堂生活。尚武,似乎是青春和时代赋予他的必然选择。然而,细看这篇《杂记》,其中所表现的“豪情”似乎并没有多少,相反,更多的倒是习见的羁旅情思和闲逸意趣。其第一则云: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螟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这样的文字,以情辞之生动,笔墨之简洁,即便混入古代散文中,大概也不算庸常之笔,然而说到底所表现的不过是一种传统文学中习见的羁旅情思,即便不考虑其中的感伤之情所可能含有的某些受传统诱引而生的夸大成分,就是将其作为鲁迅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真实心情记录,其意义也不过如此。要说鲁迅由此而对中国文学有什么新的贡献,显然不免过甚其辞。所可注意的,或在它可帮助我们认清,正就是这样的文字与情调,构成了鲁迅文学写作的真正起点,而在其后更长的时期中,即便有对这种情调和笔墨不断的自觉抵制和扬弃,类似的情调或意绪,仍然会以或此或彼的方式构成认识鲁迅精神复杂性的一种背景。 读这段文字,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大概就是其中的浓郁乡思。据鲁迅后来的叙述,对于自己这一次的去南京求学,是描写为厌倦了故乡的生活,而主动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也就是说,这一次出门远行,不但是鲁迅“文艺之路”的起点,而且也是他独立生活的起点,也正因此,对家乡、亲人的眷恋,就深深地镶嵌在文字之中,这一点几乎无可怀疑。不过,这里仍然可能存在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就是究竟如何看待鲁迅在这里所表达的对故乡的依恋与他后来一再说到的对它的不良印象之间的关系。有关鲁迅早期生活的认识,以往多停留在一般印象的阶段,近一时期,学者刘润涛通过对鲁迅“家道中落”和“走异路”“逃异地”实际情况的实证考述,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就其所得出的结论看,则仍不无可推敲之处。譬如其根据这里的“游子之思”,而推导出的对鲁迅自述中有关“S城”不良印象的怀疑,并因其“一生保持着强烈的乡邦情结”,而认为他对“S城人的愤恨,大概只是停留在借题发挥、略带戏谑的文字层面而已”的看法,①就颇有值得再思的地方。因为这不仅涉及如何看待一个人情感世界的多层次性,而且涉及如何看待鲁迅不同时期所写的这些文字本身所隐含的“文学性”(夸张、虚构、戏谑)与“真实性”等复杂问题。究竟是鲁迅当时所写这些自言“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的文字,还是他后来那些“惯有”“杂文、小说笔法”的散文,更接近当时情感的真实,这种真实又具体包含着那些范围内的东西,也是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 要更为深入地了解鲁迅的这类创作,必须将它与对一种文学传统的考察联系起来看。所谓“黯然伤魂者,惟别而已”,在任何前现代社会,离别都是一种最易惹动人的感伤的情境。“悲莫悲兮生别离”,“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从《诗经》《楚辞》的时代,送别就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头戏。鲁迅生于这样的文学传统之中,必然也受这样的文学传统影响。正如有学者所已指出的,“鲁迅首次以诗的形式记录和抒发自己的别离感受,马上就进入了传统诗歌的境界和传统文人的经验之中。”②不过,如要真正了解其中所表现的一切,又必须仔细地辨析,其中究竟哪些属于真实的感触,哪些属于或有意或无意的为古典情境所牵引。《戛剑生杂记》之所以强调“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正因为一触及这类离愁别绪,传统诗文中多有“空言”的夸张渲染。 1900年3月的《别诸弟》三首,表现的同样还是寻常的离愁别绪。这些诗句,原本为研究鲁迅的人很熟悉,但为要文本分析的方便,还是不得不先抄引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