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1.006 查鲁迅日记，1912年10月19日，教育部同事梅撷云曾赠《佛学丛报》第1号1册，但此后将近半年的时间里，鲁迅并无关于购买和阅读佛典的记载。直到1913年4月7日，也是部中同事的许季上赠《劝发菩提心文》1册、《等不等观杂录》1册，此后，鲁迅日记中关于购买、阅读和借阅佛典的记载才骤然多了起来。这种热潮直到三年后也就是1915年底才开始消退。1916年底后，鲁迅除了零星地购买过个别的佛典，像这三年那样集中地与佛教典籍发生关系的记载就再也没有过了①。在这段被许寿裳称之为“学佛最猛”的时间里，鲁迅曾经做的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深究的，这就是他曾亲手抄录了两本佛籍。抄书是中国私塾教育的一个传统，抄书的好处在于既可习字，也可加深对所抄之书的印象，后者更其重要。因为抄书是一种综合性的学习活动，不仅眼动、口动(默念)、心动，而且要手动。手动时就可能出现种种意外情况，譬如一个字的写法，一段话的句读，一个衍字的误植等等，在阅读时很容易就被忽略了，但手抄时就能发现，思考，从而留下长久记忆。鲁迅是喜欢抄书的，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孩提时代就在曾祖母卧室的八仙桌上开始了抄书的工作，先抄《康熙字典》中的古文奇字，后来又抄《唐诗叩弹集》中的百花诗，还抄过陆羽的《茶经》，等等②。青年时代则抄过乡邦文献，抄过别人的诗集画谱，抄过金石碑帖，也抄过佛经。这时代中，鲁迅的抄书目的主要是用来整理古籍，但抄书过程中所抄之物对鲁迅人格精神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有些甚至是深刻的。譬如鲁迅的性情偏于峻冷，显然与他长期抄写金石古碑不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两次抄写佛经的行为，对鲁迅思想人格的形成，至少对鲁迅学佛这一精神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就应该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究的事情。 关于鲁迅的抄经，鲁迅日记有如下记载：1914年9月13日记：“借季上《出三藏记集》残本，录之，起第二卷。”1914年9月27日记：“写《出三藏记集》至卷五竟，拟暂休止。”1915年8月25日记：“写《出三藏记集》第一卷讫，据日本翻高丽本。”1916年3月16日记：“夜写《法显传》讫，都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十三日毕。”这些文字记载虽然简约，但联系鲁迅此前此后的经历，从这些记载中至少可以看到如下几方面的事实。 首先，鲁迅从1914年9月13日这一天开始了他的抄经之举。对于鲁迅来说，这一天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但如果联系前后的一段日子来看，这个时段已经是鲁迅学佛逐渐进入化境的阶段，从1913年4月7日许季上赠送两册佛书给鲁迅，到他开始抄录佛教典籍，已经是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了。在这一年半里，鲁迅不仅大量购进佛学著作，阅读佛教经典，而且同许季上交往频繁。许季上虽然年轻，但他少时即随同杨仁山学佛，随后又成为谛闲的亲传弟子，得到当世名师的开示与指点，在佛学上已经有相当高的造诣。鲁迅与许季上的交往最有意义的可视点不仅在于他们之间的佛教典籍往来，而且在于他们之间在鲁迅学佛最猛这段时间的交谈与讨论。这段时间的鲁迅日记里，不断地出现关于许季上来谈的记载，如仅1913年，就有5月28日，与季上往观音寺街晋和祥饮“加非”(咖啡)；9月21日，午前许季上来谭；10月12日，许季上晚上还《法苑珠林》，谈至夜去；10月18日晚许季上来；11月20日，宿于部中，夜许季上来谭，九时去，不眠至晓；12月18日，晚许季上来谭，饭后去③。鲁迅与许季上年龄相差10岁，既非同乡，也非同学，更无亲缘关系，人生经历也大不相同，且鲁迅性格上是不喜欢私下谈论教育部的工作与八卦的。那么，许季上如此频繁地到鲁迅府上来，鲁迅还特别指出是“来谭”，“谭至夜去”，依常理判断，谈论的主题和内容只能是两人共同的兴趣即佛学和学佛体验。佛学本来博大精深，尤其是佛经译本不少直接音译的词语和文字，这些专门词汇也并非古文底子好就能通晓，所以佛学对谈是需要较高门槛的。鲁迅治学和识人，眼界甚高，能够和一个比自己小10岁的年轻人如此促膝长谈，兴趣不减，这既可以看出鲁迅对许季上的器重，也可以看出鲁迅当时在学佛上确有所得，才能够和一个学养深厚的佛教徒深入地对谈。后来许季上生病请假在家，鲁迅曾14次亲自登门看望，从鲁迅对许季上的这种关怀，也不难体会到鲁迅对这段时间佛学对谈的怀念。 其次，鲁迅当时购置了不少佛经，大小乘、经律论都有，而且鲁迅抄完《出三藏记集》前五卷之后的10月4日就有记载“午后阅《华严经》竟”④。这说明鲁迅在抄经的同时，也在阅读其他的佛经。那么，鲁迅的抄经为什么首先选择《出三藏记集》来抄录?这当然与鲁迅热衷钩沉整理古籍的兴趣有关。《出三藏记集》从齐梁时开始流传，至唐开元间入藏，宋元明各代都有刻本，高丽的海印寺也有刊刻本。到了近代，日本缩刷藏、大正藏、上海频伽藏也都有排印本。但此书“千余年来，历经抄写刊刻，其间鲁鱼帝虎，颇不鲜见”⑤。鲁迅从许季上那里借来的是一本《出三藏记集》的残本，从鲁迅抄经活动来推断，这个残本也许没有第一卷，也许第一卷不够完整，鲁迅是从第二卷开始抄的，抄完第五卷后，鲁迅停了下来，但在日记本上记载的是“拟暂休止”，这说明鲁迅并没有完全放弃抄录的意愿，之所以暂时休止，是因为周作人这时给他寄来了一部全本的《出三藏记集》，一时就没有了急于抄写的必要。但这种整理考稽的冲动是一直长存于心的，所以停止一年后，鲁迅重又补写了《出三藏记集》的第一卷，而且特别注明是“据日本翻高丽本”⑥。1916年鲁迅抄录《法显传》，手稿上方有不少的字句校勘，都是注明了据“日丽本”⑦，由此可见，整理校勘古籍的兴趣是贯穿在鲁迅的抄经活动中的。 但鲁迅之所以从许季上那里“借”来《出三藏记集》的残本来抄录，也与当时鲁迅阅读佛经、学习佛学的总体计划与思路有关。《出三藏记集》亦称《出三藏集记》《三藏集记》《出三藏记》，简称《僧佑录》《佑录》等。全书共15卷，内容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撰缘记”，篇幅是卷1，共五目，主要依据《大智度论》《十诵律》《菩萨处胎经》等佛籍所载，阐述释迦逝世后，弟子们结集经律论的情况、佛藏的分类、梵汉文字的起源及差异、梵文新旧译语的不同等等。第二部分是“铨名录”，篇幅从卷2至卷5，收新集经律论及异译、失译、疑伪经录等2162部，4328卷，其实就是当时所知道的一个佛教典籍的总的名录，其中既保存有道安的“古异经”“失译经”“凉土异经”“关中异经”“疑经”“注经及杂经志”六种目录，也有僧佑自己的发现、考据、校勘、扩大与补充，在佛教典籍的收录上具有承前启后之功。第三部分是“总经序”，篇幅是从卷6至卷12，共120篇，大部分为翻译时现场所写的序言、后记，与译经之历史关系极为密切，是译经史上宝贵的原始记录。第四部分是“述列传”，篇幅从卷13至卷15，这一部分是为中外译经、著书之32位僧人所立的传记。综而观之，该书的主要内容是以目录为主干，记述大量迻译的经典，同时围绕辑录的众多序记，以详述翻译的过程、参加的人选、当时译场的规模、经论传播的源流和内容大意。作为佛典目录中现存的第一部经录，它在本质上乃是一部学佛的工具书。所以，鲁迅不是直接去抄自己正在阅读的佛经，而是外“借”这部工具书来抄写，而且抄完目录即暂停，此后又补写了第一卷的撰缘记。这些安排，其主要意图还是在于通过抄写，在整理校勘古籍的同时，不仅了解佛典的缘起情况，懂得梵文新旧译语的不同，而且了解中国所译经典的基本面貌，知道哪些是疑伪，哪些是异译，以此建构起自己对佛经的系统学习的过程和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