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儿”是1980年代兴起的文学概念，其出现、流行与老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有关。1979年老舍遗作《正红旗下》在《人民文学》连载，次年发行单行本，与《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久被尘封的作品一同面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呈现老北京市井风情，震撼习惯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坛，预示北京书写、批评与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1982年，舒乙一篇文章提到“京味儿”概念：“老舍著作的一大特点是它们的‘北京味儿’很浓”；“所谓‘北京味儿’，大概是指用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①同年，邓友梅的中篇小说《那五》在《北京文学》发表，此后汪曾祺、韩少华、林斤澜、刘心武、刘绍棠、陈建功等为文坛贡献一系列风格相近的作品，俨然成为“京味儿”流派。老舍被奉为“京味儿”文学正宗，“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②。老舍作品展现北京平民阶层日常审美情趣与大众场域的琐碎人生，赋予“京味儿”文学城市的、平民的基本属性。老舍的文学语言令人赞叹。苏叔阳讲：“他把北京话中的精华锤炼成极具特色的文学语言，既有浓烈的京味儿，又合于规范的汉语语法。……他仿佛做出了一张中国语言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成为京味文学的标杆，以后无论什么人，写出什么时代的京味文学，都只能填写在这张表格的空格中。”③老舍作品成为衡量北京书写是否够“味儿”的标尺，乃至唯一标尺。当老舍成为北京文化的一张名片，规范“京味儿”文学书写、研究的基本范式，一度与老舍代表的文化并存的文化形态可能被遮蔽；少了并存文化做参照，老舍代表的“京味儿”风格也难彰显独特魅力。分析清代以来北京地区文化形态演变历程，在多元文化形态参照下进入老舍的文学世界，才可能准确体悟老舍代表的“京味儿”风格，丰富“京味儿”文学研究格局。 清代北京施行旗民分治政策，旗人与民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形成相对独立而彼此联系的京旗文化与北京民人文化。老舍出身于满洲旗人家庭，在京旗社会成长，笔下的松二爷、常四爷、福海、定大爷都是北京旗人；以老舍为标尺衡出的文康、蔡友梅、冷佛、尹箴明、王度庐等“京味儿”作家也是北京旗人。赵园认为：“几百年的文化弥漫与融会，到清末，旗人文化已难以由北京文化中剥出，旗人则在许多方面正是‘北京人’的标本。”④刘小萌指出，“举凡带有‘京味’的东西，几乎都渗透着旗人的影响”，“离开旗人的历史与文化，所谓的‘京味’就无从谈起”。⑤京旗作家以纯粹白话书写北京的文学作品无不带有“京味儿”风格，“京味儿”何种程度上正是“京旗”之“味儿”?有旗便有民。旗民根本区别在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同，旗人隶属八旗，民人隶属省府州县，故有旗籍、民籍之称。北京民人隶籍顺天府大兴、宛平、通州、良乡等县，语言特征、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旗人迥异，文化底蕴更为深厚。北京民人以纯粹白话书写本地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同样属于“京味儿”范畴。辛亥巨变打破旗民畛域，北京旗人文化与民人文化在现代启蒙浪潮中沿自我轨迹嬗变、转型，最终融合，地域书写呈现不同的“京味儿”风格。本文尝试以“旗民”视角考察二十世纪北京地区文化生态演变历程，在旗人与民人、城市与乡间、平民与贵族之间发掘久被忽略、压抑的文化传统，构建北京区域文学研究新范式，“是对‘京味儿’文学的纠偏，也是对‘京味儿’文化的丰富，而且是一种具有提升意义的丰富”⑥，对于当代文学史书写同样不乏启示性。 清代北京城有句俗话：“不分满汉，但问旗民。”旗人在“行政隶属、权力义务、经济来源、政治地位、文化习俗等方面有别于民人，就连居住的地域(旗城、旗屯)、占有的土地(旗地)，最初也与民人是泾渭分明的。”⑦北京旗人居住于内城(由宣武、阜成、西直等九门围成，拱卫皇城)、关厢(德胜、朝阳、崇文等城门外驻防旗营)、京西(蓝靛厂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香山健锐营，护卫三山五园)等地，形成以紫禁城、三山五园为核心的京旗文化。晚清旗民界限松动，民人陆续搬入内城，清末内城八旗人口67万，民人约3.5万。⑧辛亥后，旗人陆续改落民籍，八旗人口锐减，“五四”时期北京居民“旗族占十分之五，回族占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四”⑨。旗人即使困顿，依然转徙于内城，“属于左翼东四旗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仍多居住在东城，属于右翼西四旗的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也很少远离其故地。”⑩北京旗人仍是内城主体族群。老舍笔下人物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于北京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城的六分之一。”(11)这正是清代正红旗、正黄旗辖区。老舍笔下北京城呈现京旗社会现代转型期的人生百态。赵园讲：“‘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12)刘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1840-1949》进一步确定“京味儿”特质：“一专门描写北京本地生活和各种人物，二体现出北京特有的文化精神，而最重要的是二者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美学风格。”“北京本地”“北京特有”的“京味儿”风格来自“八旗心象”，京旗文化“对于北京文化风味的构建和重塑，及至一种独特的文学风格‘京味’的形成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13)老舍表现的“人与城”是北京旗人与内城(四九城儿)的精神契合，老舍代表的“京味儿”风格实乃“京旗”之味儿。 “京味儿”文学以轻巧、流利、诙谐的文学语言(北京话)在中国地域书写中独树一帜。老舍的文学语言与曹雪芹、文康、蔡友梅、尹箴明、杨曼青等京旗作家一脉相承，北京旗人语言也有旗下语、旗门语、京语等称谓。顺治年间，东北大地的满语、蒙古语、辽东汉语涌入北京内城，此前各自独立缺少交集的语言在北京城街头巷尾相遇，京旗社会成为语言大熔炉，历时二百余年形成独具特色的京旗语言。京旗语言和北京民人语言不同，二者均属于“北京话”，这在清末属于共识；清末北京白话文运动尝试创造一种“参酌旗汉”，通行北京乃至全国的“京话”；“五四”之后，京旗语言逐渐独享“北京话”概念。胡适赞誉道：“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红楼梦》用北京话，……《儿女英雄传》也用北京话；但《儿女英雄传》出世在《红楼梦》出世之后一百二三十年，风气更开了，凡曹雪芹时代不敢采用的土语，于今都敢用了。”(14)梁实秋评论道：“老舍先生的小说之第一个令人不能忘的是他那一口纯熟而干脆的北平话。”(15)“以道地北平土语写文章的人，在他以前也颇有几位。”(16)按胡适、梁实秋等新文化人士的表述，京旗语言与“京语”“北京话”“土语”具有一致性。老舍《正红旗下》塑造了一位康熙、乾隆想象不到的北京旗人——福海：“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清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17)京旗语言成为北京话，独享地域概念的话语权；“京腔”成为北京话“地方性”特征的显在标志，也是“京味儿”的特殊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