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1年末，这场覆盖全球的新冠疫情已经足足持续了有两年之久，而它何时能结束，是否能结束，或者至少变得能与人类和平相处，尚远在我们的悬想之外。在这种普遍的沉闷氛围中，我们也只有努力按捺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抓住生活里一些稳实可靠的东西，一点点向前行进。 近几年文学的气质和情态，其实也有类于是。那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或者雄强健旺的整体性精神气象，或许一时难以出现，但我们下沉到文学现场，年复一年，也还是总能发现若干佳作，或多或少，在悄然累积，一如金砂在岩层中的形成。本年度的中篇小说创作，在题材和内容上继续保持着多元拓展态势，涉及乡土(如李约热的《八度屯》、潘灵的《太平有象》)，工业(如李铁的《手工》)，军旅(如杜光辉的《入伍》、王凯的《荒野步枪手》)，官场(如杨少衡的《铜离子》)，谍战(如海男的《苏州河》)，历史传奇(如程永新的《青城山记》)，科幻(如小白的《“发挥你无限的潜能”》)等诸多领域。而在审美形态上，在现实主义美学主导的基本框架内，作家们也尽其可能地积极探索叙事方式的多样性，时空闪回跳跃、多线索并行和缠绕、“戏中戏”的双层结构、梦境、隐喻等，不一而足。宏观地看，对底层社会和弱势群体的关切，轻喜剧风格的日常叙事，犯罪题材的层出不穷，以及精神“寻根”的趋向，大致可以作为我们据以观察和理解本年度中篇小说风景的“四扇屏”。 本年度，底层叙事在中篇小说创作中，仍然占有较为突出的位置和比重。通过空间迁徙，让“乡下人进城”，在城/乡、贫/富、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性社会文化结构中，构建双方的碰撞乃至冲突，以表达对弱势群体生存境遇和精神情感的关怀，也仍然是底层叙事的基本路径或策略。在《高墙和鸡蛋》的演讲中，村上春树表示，他“将永远地站在鸡蛋的那一边”，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灵魂，但却只拥有脆薄的外壳，面对着高大坚固的体制高墙有可能带给我们的侵犯和伤害，因此，“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①。这样的文学精神和写作伦理，在今年的底层叙事中同样得到了可贵的呼应。 胡学文的《跳鲤》讲述的故事，是一对因生活所迫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夫妇，“时来运转”，竟成了开发商“黎总”父亲的保姆，薪水丰厚，待遇优渥。但是时日渐长，由于老头喜欢上了主人公的妻子，而黎总“只想给父亲一个幸福的晚年”，在她的诸种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不得不同意妻子离婚。明眼人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变相的“典妻”故事。有关这一题材，现代文学中源远流长，不绝于书，如许杰的《赌徒吉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台静农的《蚯蚓们》《负伤者》等，都允为佳作。只是，在现代乡土作家或左翼作家那里，更侧重从旧时代女性的角度，表现她们在生计、夫权、阶级重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而胡学文踵事增华，却自有其怀抱：一方面，《跳鲤》书写当下现实中资本力量的傲慢跋扈，通行无阻；另一方面，也形象地展现了底层民众在这个财富主宰、金钱万能的时代，生存情境、生活方式、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大面积和深层次的嬗变。尤其是主人公复杂的精神光谱和变化轨迹——他的卑微、忧虑、猜疑、自欺、欺人、愤怒、抗争、疼痛、绝望等等，被胡学文以抽丝剥茧的笔触，写得既有精准的分寸感，又有丰富的层次感，着实能使人产生沦肌浃髓的共情。“跳鲤”本是当地的一道名菜，烹饪手法奇特而残忍，鱼被热油炸到金黄焦脆而仍能活蹦乱跳，“跳鲤上来了，盛放在一个超大的深底瓷盘上，果然在跳，还发出吱吱的声响。披着金挂，金挂上缀满花椒、葱花、椒丝、蒜瓣，像一条条链子，一枚枚钉子，若不是链条和钉子，跳鲤或许会翻出盘外，从窗户飞越出去。但现在，任凭跳鲤跳得多高，叫得多响，也只能在瓷盘间。”无疑，它隐喻的正是弱势群体陷身于金钱社会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存境况和灵魂悲鸣。 尹学芸的《乌龙球》，着重刻画了大老张这样一个负面的基层权力者形象。二十多年前，此人任乡派出所所长期间，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人脉，上下其手，帮着窑场老板打赢了一场官司——他把上门讨薪的工人丁淼打成重度伤残，还将其诬告为“小偷”——大老张自然也从窑场主那里捞取了大量好处。而“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大老张所哄骗，无意中竟也成了冤案的“帮凶”或“帮闲”。尽管故事主体的发生时间，主要在上世纪90年代末，但在尹学芸看似枝蔓随意实又巧为勾连的叙述下，仍然与当下现实融汇为一幅疏密相间的城乡社会图景。一些重要的时代信息——比如埙城福利厂残障工人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存，面对“强拆”，不惜暴力抗法的事件——也得以策略性地传递，令我们心领意会。 而孙频的《以鸟兽之名》，则将视线放置在从大山中搬迁到城市的移民群体。小说的叙事框架，依托于对一桩凶杀案的探访调查，但这不过是孙频的虚晃一招，借此调动我们的阅读兴趣，她真正的意图，是向我们展现那些从山区移居到平原的农民，在钢筋水泥的城市牢笼里，虚浮无凭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一方面，他们的身份和文化长期以来为城里人所歧视和排斥，自身又缺少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技能，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再回到能使他们“自在”，并拥有安全感的山林，因此，注定历史性地成为“失根”的悬浮的一代，一群“沉默的大多数”。游小龙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同样出身于山民，感同身受着与他们类似的现实处境和精神苦闷。但又与他们不同的是，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他努力“想从最贫贱的根子上长成一个高贵的人”，追求一种“理想的人格”，为此律己极严。只是，即便如此，他也无法改变他的家人乡民的命运，无法过上自己想要的理想人生，因此，只能寄浩茫心事于笔端，兀兀穷年，要写一部书给阳关山的鸟兽草木——以这样的方式，为行将消逝的家园招魂。 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时代浪潮里，移民搬迁安置，被确立和表述为一个重要的造福于民的现代性方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对那些真正被“连根拔起”，抛掷在这一历史激流中的人来说，却不能不是一场痛及灵魂的考验。《以鸟兽之名》的价值正在于，孙频以其深切的民生关怀和人文视镜，穿越主流话语的覆盖，引领我们看到别一样的生存，别一群苦闷惶惑的灵魂，使我们无法不思之再三。 本节拟讨论的日常性叙事，与上述底层叙事既有交集也有分野：交集处在于日常性叙事里，自然也包含底层民众的生活，而底层叙事同样需要在世俗烟火气息中来展开；分野处则在于，因为道义激情的驱动，底层叙事往往习惯于构筑尖锐紧张的对立和冲突，以传达某种“力度”。而日常性叙事中固然也有冲突或矛盾，但一者不会那么剧烈、那么“戏剧性”，二者通常也是隐伏于日常生活贫乏琐碎的表象之中，仿佛是湖面上的涟漪。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底层叙事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悲剧或正剧的凝重美，而日常性叙事则更倾向于轻喜剧的风格，在习焉不察的凡俗人生中，发现其悖谬或荒诞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