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5日，《出版工作》在第16期刊发了一则书稿动态《〈新文学史料〉丛刊即将出版》，全文如下：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丛刊第一辑将于十二月份与读者见面。 出版《新文学史料》丛刊的目的，是为了收集和保存有关五四以来的我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供研究工作参考。丛刊约稿的范围包括这个时期文艺界各种思想、各个流派的人士。丛刊以发表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也刊登这个时期有关文学论争、文艺团体、流派、刊物、作家和作品研究等文学史资料。为了更好地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的，丛刊也适当刊登一些反面材料。 丛刊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观点上不强求一致，作者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去回顾和记述这个时期的一切文艺现象，自由地发表意见，但要求所写的事实尽可能客观和准确。 《新文学史料》丛刊暂定为季刊，十六开，每期约三十万字，内部发行。 第一辑的《新文学史料》在回忆录栏将发表茅盾的《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生活之一》、老舍的《八方风雨》(抗战时期回忆录)、冯乃超的《鲁迅与创造社》、钦文的《砖塔胡同》、陈竹隐的《忆佩弦》、赵家璧的《编辑忆旧》、杨沫的《青春是美好的》等；访问记栏发表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访问巴金、任白戈、艾芜、郑育之、段可情五位同志的谈话记录；传记栏发表王康的《闻一多传》；鲁迅研究栏发表锡金的《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日记栏发表阿英的《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作家资料栏发表冯雪峰的《郁达夫生平事略》、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郁达夫的《离乱杂诗》；中国戏剧运动栏发表赵铭彝的《左翼戏剧家联盟是怎样组成的》、沈蔚然的《回忆〈蜕变〉的首次演出——兼论关于〈蜕变〉的评价问题》；关于《活的中国》栏发表萧乾的《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记〈活的中国〉》、斯诺的《〈活的中国〉序》，还辟有“考证”“轶文轶事”“文物”等专栏。① 这篇介绍书稿动态的文章出自何人之手目前尚不可考，却凭着翔实细致的介绍将季刊《新文学史料》推至人们眼前。众所周知，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历史转轨，先是被国家层面以“新时期”命名，随后，这一表述落实在政治、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中，文艺界“新时期文学”的提法开始出现，并且成为当时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②。《新文学史料》创刊于1978年12月，由创刊时间可以看出，它跟这一时期的创办刊物热潮③一起，处于这一“新时期”/“新时期文学”的脉络和语境之中。 以《新文学史料》创刊的1978年为起点，这份刊物伴随着“新时期文学”一起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史，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④同时，业已成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镇。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近年来学界关于文学期刊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对充足的进展和扎实的成果。⑥具体到《新文学史料》这份刊物，其创刊始末至今尚未进入研究者视野，更遑论对之进行学术化和历史化的工作。窃以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致力于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学者从“当代性”这一视角出发，更多倾向于建构和廓清“当代文学”期刊的历史图景，这样，诸如《人民文学》《文艺报》《收获》《当代》《十月》，甚至地方创办的文学刊物(如陕西的《延河》、宁夏的《山花》等)自然会成为研究的重心所在。而《新文学史料》虽然创办于1978年这一“新时期”，但因其刊载的主要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料，势必无法吸引“当代文学”(期刊)研究者的目光。另一方面，对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者而言，其研究重心从时段来说仍大体不出“现代文学三十年”。尽管《新文学史料》很大程度上参与了20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兴起的过程，但“史料型刊物”的特质决定了更多时候它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来源，抑或是能够摆脱“学术腔”/“学术体”论文的“学术甜点”，其本身尚不构成“研究对象”。研究者既囿于当下的学科划分体制，又在潜意识层面以“傲慢与偏见”为刊物定性。凡此种种，都造成了目前对于《新文学史料》研究的单薄。当然，《新文学史料》自身内容的丰富、驳杂也向研究者提出了挑战和难度。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做一点基础性工作，试图对《新文学史料》的创办过程进行复原式描述，厘清历史事实，关注《新文学史料》创办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希望借助于这种语境化的尝试重新回到新时期初的历史状况中，通过把握《新文学史料》所置身的“新时期”历史脉络、内在张力关系等，来理解这一刊物创办中内蕴的历史结构和发展方向，进而加深我们对于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历史语境的理解。 一、创刊缘起：“抢救现代文学史料” 关于《新文学史料》的创刊过程，后来曾经长期担任该刊主编、顾问的牛汉有如下回忆和介绍： 1978年我还没有完全平反，韦老太(韦君宜)信任，就调我去参加《新文学史料》的筹备，作为《新文学史料》筹备组成员。那时，有事社长严文井他们要请示中宣部的廖井丹和文化部的陈荒煤。我在干校和韦君宜一个班，常谈话，互相有所了解。筹备“史料”时，我照韦君宜的说法写报告。后又去看萧乾，请他当顾问……最初想把杂志叫“新文学资料”，萧乾认为“资料”仅供参考，提出改为“史料”，说这样有权威性。改得好，刊物的性质都变了。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批准了……周扬他们办这刊物是为了抢救老作家的资料，请茅盾、冰心、叶圣陶、巴金等人写回忆录，还有他们手头的书信、日记，以“左联”为主，抢救年迈老作家的相关历史资料。楼适夷参加了这次筹备会，周扬主其事，陈荒煤在操作。当初甚至想以社科院名义主编。但那时他们还没有出版社，所以跟我们合作。有一阵子，杂志的主管不明确，后来社科院慢慢退出了。严文井主持开过一次筹备会。我参加了，看到了廖井丹的批件，同意把刊物完全交人文社编……我当时很忙，但精力充沛。一边筹备刊物，还有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工作，同时为调进人文社的工农兵学员讲课……我前后讲课八个月。《新文学史料》编辑组组长黄沫，副组长李启伦，我是成员，但我比他俩熟悉，实际起作用。楼适夷、萧乾是顾问性质，平时不来，有重要事才请他们来……我回到现代文学编辑部，负责具体事务，那时还没有平反，做事谨慎。为了谈问题，我到过东总布胡同严文井家。和我一起工作的黄沫是学历史的。我平反后他就调到近代史所，都是上边安排的。黄沫爱说话，但对文学不大熟悉。黄那时是编辑组长。楼、萧是顾问。在用我的问题上，严文井、韦君宜是一致的……1979年平反后任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新文学史料》主编。当时社长兼总编辑是严文井，韦君宜是副社长，1981年任总编辑。⑦
